對於毛澤東的到來，蔣介石心中還是很得意的。他在８月３０日的日記中寫道："毛澤東果應召來渝，此雖威德所致，而實上帝所賜也。"
９月３日，經過幾天的交換意見之後，共方向國方正式提交了１１條談判要點。其中包括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主席的領導地位、懲治漢奸、停止武裝衝突、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等等。而最關鍵的問題在於政權和軍隊。
談判要點的實質就是解放區政權和人民軍隊的整編問題。在解放區問題上，共產黨提出由共產黨人擔任山西、山東等五省解放區所在地的省主席，擔任解放區廣為分佈的廣東、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個特別市的副市長；而國民黨則只允許共產黨參加政府，各解放區官員都需要國民黨認可才能繼續留任。軍隊問題上，共產黨提出將人民軍隊整編成１６個軍４８個師；而國民黨堅持最多隻允許保留１２個師。雙方的期望值，相差十萬八千裡。
看過共產黨方面的這份方案後，蔣介石對國方代表王世傑、張治中等人說："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實無一駁之價值。"在他看來，只有"實行三民主義"和"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這兩條才具有誠意，其他各條"在內容與精神上與此完全矛盾"。
其實，中共在籌備這次和談時是做了相當大讓步的。在１９４５年９月４日雙方的"第一次談話紀錄"中記錄著這樣一段話，周恩來對國方代表邵力子說："認為聯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並不提出，而只要求各黨派參加政府.........."
周恩來此處提到的"聯合政府"問題，實是一樁公案。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當時擔任美國總統私人代表的赫爾利自告奮勇到延安調停國共矛盾。剛剛上任的赫爾利信心滿滿，認為自己一定能做成這個和事老。
在與赫爾利談判時，中共領導人提出了五點協定草案，其核心問題就是把國民政府改組為包括各黨派在內的聯合政府，並提出各黨派享有平等地位。赫爾利覺得共產黨的提議很公平，沒有什麼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
可當赫爾利拿著協議，興沖沖返回重慶時，卻被蔣介石兜頭潑了一盆涼水。蔣介石明確表示，國民黨絕不可能與共產黨相提並論，聯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這個協議就意味著國民黨的徹底失敗，必然導致中共控制政府。
在蔣介石的頭腦中根本沒有"多黨"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認聯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產黨人來國民政府中"做官"而已.........
毛澤東到重慶後，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是工作與安全。關於住處，毛澤東一下飛機，周至柔就說已為他準備了接待美國客人的招待所，說是地方好，裝置全。毛澤東笑笑說道："我是中國人，不是美國人，不住美國人的招待所。"
張治中在汽車旁對毛澤東說道："已為您準備了市郊黃山和山洞林園兩處，任您選擇。"毛澤東未置可否。在這方面，操心最多的是周恩來。他原來設想讓毛澤東以紅巖八路軍辦事處做起居、工作、活動的中心，但一住下來就感到不合適。紅巖不僅地方較偏，且路不好走，上下山石階太多，周圍又特務密佈，對來客不方便，對毛澤東也不安全。至於曾家巖５０號他自己的住處，地點較好，但地方狹小侷促，且二樓是國民黨人居住。惟一比較合適的是張治中官邸上清寺桂園中山四路十八號。那裡的房舍雖不大，裝置也一般，但還合用，而且距離曾家巖５０號，大家習慣稱"周公館"，和紅巖新村都不遠，又在馬路旁邊，地點適中，汽車進出也很方便。週一開口，張治中慨然答應，全家搬到復興關中訓團內一所狹小破舊的平房裡。於是，毛澤東就以桂園作為會客、工作、休息之所。每日上午由紅巖來，下午會客，晚上回紅巖睡覺。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張治中的寓所——桂園下榻，頻頻與各黨派領導人和各界民主人士廣泛交談，交換意見。
房子不大，一樓一底。樓下是會客室、餐廳、備餐間、秘書室、副官室、盥洗室。樓上是臥室，大小五六間，張一家十來口，也夠擁擠的。樓南是個院子，院子東面是大門口，傳達室、汽車間各一。院子西面是警衛員室，經常住著一個手槍班。樓房北面是一排平房，包括廚師和工作人員住房。院子的四周是竹子編的圍牆，很不嚴實。
值得一提的是客廳，它是《雙十協定》的產生地，是名流彙集、高談闊論的場所。那是一間約二十多平米的長方形房子，周圍擺上樸素的沙發，只能坐十來個人。東面、南面是窗子，外層是百葉窗，裡層是玻璃窗。牆角處擺上兩三盆花草，什麼古董擺設都沒有。南牆懸掛著孫中山先生手書"天下為公"的橫幅，字型雄渾，筆力遒勁。東牆懸掛蔣介石手書的戚繼光語錄："若謂戰無不勝，固屬欺人之談，然勁敵從來未嘗不敗.........."
西牆是女畫家紅薇老人畫的一幅花卉。北牆是《秦淮夜泊圖》，是一位八十七歲高齡畫家的作品，上題七絕一首：
春風吹夢到天涯，人在天涯夢在家，
夢到秦淮秋月夜，系船水閣聽琵琶。
這些字畫，體現了當時主人的身份、思想和性格。
毛澤東住桂園，安全是個首要問題，最操心的是周恩來。他不僅對毛澤東的睡床、坐椅、房子逐一仔細檢查，而且對警衛工作親自佈置。毛澤東從延安帶來一位顏太龍同志，龍飛虎原在重慶，加上陳龍共三人，力量是單薄些。開始，張治中對周恩來說："政治部有警衛營，大多是我家鄉的子弟兵，我準備用他們來擔任警衛工作。"
周恩來考慮再三，認為當時重慶十分復雜，散兵遊勇多，前線下來傷兵多，袍哥幫口多，一般警衛管不了他們。兩人商量結果，決定派憲兵擔任。張治中和憲兵司令張鎮一談就解決了。
桂園小客廳，毛澤東在這裡接待客人在四十三天的談判中，毛澤東除了頭尾三天在林園外，其餘全在桂園。早上八九點由紅巖村來，晚上回紅巖村歇。白天工作和休息在樓上，會客在樓下。有時談判也在會客室內進行，不少次還進行到深夜。所以當時的桂園，既是毛澤東在重慶活動的中心，也是中國政治漩渦的中心。
和談能成功嗎？這是社會上普遍發出的問號。事實上，當時國統區大致可分為三種人：第一種是期望派，佔多數。由於人心厭戰，人心思變，人們認為談判困難雖多，但大勢所趨，期望能達成協議。第二種是搖頭派，人數不少。他們認為國共兩黨廝殺了幾乎二十年，和平是不可能的。這裡頭包括國民黨右派、軍人集團，亦包括"戰難和亦不易"的胡適之流。第三種是主和派，人數不算多，屬於國民黨左派、社會有識之士、知識分子和華僑等。他們堅決主和，主張維護三大政策，如張治中、邵力子等。他們對和平存在強烈的願望，以致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毛澤東到重慶是轟動國內外的大事，蔣介石的內心打算是另一回事，但他對此卻是十分重視的。毛剛到重慶的第一天，就在當晚八時半由張治中邀請毛主席和代表團到蔣的官邸山洞林園，盛宴歡迎。第二天下午和毛澤東作第一次直接交談。９月２日，又再次邀請毛澤東和代表團到官邸赴宴，會後，蔣、毛兩人又作了第二次交談。從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３日，以周恩來、王若飛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群、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為首的國民黨代表團，不斷交換意見，各項問題都接觸到了，並由張治中和周恩來直接商量，初步確定了商談的議程。
當時外間傳說，蔣介石對談判毫無準備，一切方案均由中共提出，蔣只好消極對付，派人敷衍等語。但這不符合事實，也小看了蔣介石。蔣介石對中共和這次談判是胸有成竹，也是胸有成見的。蔣介石是個陰謀家，有他的一套。他當時的設想是：先由雙方交換意見，摸中共的底，自己先不說話，然後提出要點逐一進行談判。
談判是異常艱鉅的，一開始就出現了針鋒相對、各不相讓的對抗態勢。９月３日，中共代表提出《談話要點》並交給張治中等。內容共十一項：以和平、民主、團結為統一的基礎，實行三民主義；擁護蔣介石的領導；各黨派平等長期合作；承認解放區政權及抗日軍隊；嚴懲漢奸，解散偽軍；中共參加受降；雙方軍隊停止衝突，原地待命；結束黨治，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作；政治民主化方面應包括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實行普選，調整行政區域及人事；軍隊國家化方面應包括整編全國軍隊，中共應有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中共軍隊後勤由國家補給，集中於淮海流域及隴海以北地區，中共參加軍委及其各部工作，設定北平行營及政治委員會，中共參加領導；黨派平等合作方面應包括釋放政治犯，取消特務機關，保障人民自由等。
蔣介石於同月４日，根據他和毛澤東的談話以及王世傑提供的《今日交談之結果》，親擬了一份《對中共談判要點》，交給張治中等。蔣一開口就以極端傲慢的態度指出："中共代表所提之方案，實無一駁之價值，既然同意實行三民主義及擁護我的領導，其餘各條就互相矛盾，不該提出。"然後更具體規定："中共軍隊整編數字，應根據張治中、王世傑去年與林伯渠商定八至十個師，最高不得超過十二個師之數；解放區於抗戰勝利後根本不應存在，如中共真能做到政令軍令的統一，則從中央至地方各級政府中共優秀人士均可參加；國民大會即將召開，原選代表均有效，如中共願參加會議，代表可增選。"
從蔣介石親擬的這個《談判要點》看，是確實毫無誠意的。不過張治中等仍不得不據此和中共代表商談。蔣、毛面談和雙方代表初步交談是在山洞林園，不設記錄，以後雙方指定代表的商談，均改在城內的"桂園"和"堯廬"蔣的官邸，雙方都派了人擔任記錄，談了十多次，合計在林園、桂園、堯廬三地先後商談二十三次。
整個談判尖銳、緊張、曲折、複雜，多次瀕於破裂。在國民黨四位代表中，最積極、最活躍的是張治中。每到緊急關頭，他都挺身而出，力圖轉圜。我眼看他活動頻繁，勞心敝體，在室中時而冥思苦索，時而搖頭嘆息，或則繞室彷徨，或則喃喃自語，顯得飲食無心，坐臥不安。
經雙方多次商談之後，９月８日國民黨代表對中共３日所提《談話要點》作出了書面答覆，除了強調統一為民主的基礎，暗示政令與軍令的統一是不能退讓的這一陰謀外，並具體答覆："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但平等並非均等；解放區須撤銷，人員可酌用；懲治漢奸、解散偽軍可同意，但須依法慎重進行；參加受降須在接受軍令政令統一之後；衝突可停止，但中共不得阻撓政府之接收工作；政治會議亦可不常設，僅由蔣主席召集國民黨和各黨派代表商討決定有關事項，內容不預定；各省市的領導須依法任用，如指令某省市主席、副主席必由中共推薦始得任用，即非真正接受政令軍令的統一；中共整編軍隊數字最高額為十二個師，不可變；北平政治委員會無設定必要，北平行營人選不能由中共推薦；釋放政治犯，中共可提出名單由政府主動辦理；中統、軍統只辦情報，嚴禁拘禁、逮捕行為。"
從雙方所提條件看，距離甚遠，似乎達成協議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從事武力解決，不但為國內外形勢所不許可，而且條件也不具備，只能力求妥協。問題的核心是軍隊的數字和解放區問題，如能暫時排除或減輕，則問題仍有解決的可能。所以經過差不多四十三天的拉鋸戰，日談、夜談、集合談、個別談，終於獲得暫時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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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８日，張治中在軍委大禮堂舉行盛大宴會，歡迎歡送毛主席，到會五六百人，主要是國民參政員、新聞界、文化界、社會賢達，然後是國民黨大官。在當時的重慶來說，這是規模最大的盛會了。
在會上，張治中有一篇熱情洋溢的歡迎詞。他首先指出毛澤東到重慶來的重要性，為全國全世界人士所關注。然後說明雙方商談的情況，在大前提大原則上已完全一致，具體問題中７０％已達成協議，其餘的繼續磋商，準備發表公告，讓全國人民知道。最後還說："毛先生準備月內回延安去，所以今天的集會既是歡迎，也是歡送。毛先生來重慶，是本人奉蔣主席之命，偕同赫爾利大使迎接來的，現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將由本人伴送回去。"
局勢雖然詭譎多變，但談判還是達成了協議。１０月１０是辛亥革命三十四週年紀念日，就在這一天下午，國共雙方在桂園簽訂了《雙十協定》。即《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
難忘的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下午，這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不僅親身參加談判的代表感到協議得來不易，滿懷喜悅，就是辦理事務的人員，知道談判內幕的我們，也是喜氣洋洋，十分高興。從一清早，大家就忙開了，把小小的客廳和衣帽架收拾整齊，茶水香菸準備好，在會客室南牆"天下為公"的橫幅下橫擺著一張條桌，覆以桌布，擺上簽字用的筆墨。會場簡樸、肅穆、莊嚴。但沒有邀請記者和任何人參加，所以具體情形當時報上並沒報道。
下午四時許，一切準備就緒，雙方代表先後到場，互相致意，並審閱了事先謄寫好的《雙十協定》全文，表示同意，就按名次先後籤上自己的名字。他們雖然沒有說話，但從臉上表情看，顯得既嚴肅又高興。全體代表中，只有張群因公外出，不在重慶，他的名字是事後補籤的。協議的全文於同月１２日在報上公佈。
簽字完成後，邵力子先生向雙方代表建議："這次商談，所以能夠獲得初步成功，達成協議，多有賴於毛潤之先生的不辭勞苦奔波，應請他下樓相見。"大家欣然同意，於是毛澤東主席下來和大家逐一握手，互致祝賀.........
.........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蔡遠飛回到昆明。
這時候，昆明城裡的氣氛十分緊張。因為就在前不久，國軍嫡系精銳在杜聿明的指揮下用武力解決了滇軍警衛部隊，把"雲南王"龍雲趕下了臺。
龍雲是蔣介石的拜把兄弟，１８年來，雲南地面上的政治、經濟、軍事、行政都由他說了算。抗戰時期，不僅中央嫡系不敢招惹龍主席，就連美國人也要對這位土皇帝禮讓三分。當地警察不僅敢揍中央軍，就連軍統特務也敢抓；地方保安團在路上設個關卡，國軍過去要收費、美軍過來也要交錢，真是在老虎頭上拔毛的角色，實在霸道。
於是，抗戰剛結束，蔣總裁就對"龍大哥"下了手。他先把滇軍的四個軍調到越南去受降，然後指派第５軍對昆明城裡的幾個警衛團實施突襲，再把龍雲弄上飛機、送到重慶去當了個有名無實的"軍事參議院院長"，從此軟禁了起來。
"昆明事變"的總指揮是杜聿明，而杜聿明的臨時指揮部就設在昆明崗頭村的傘兵總隊司令部。在此次"戰役"中，傘兵部隊的任務是擔任總預備隊，由於行動進展比較順利，這支預備隊最終沒能派上用場。
蔡遠飛他們沒有趕上"昆明事變"，但大家對事變的後果卻有著深刻的印象——昔日趾高氣揚的滇軍軍官如今已變成了落翅的鳳凰。國軍巡邏隊只要遇到雲南口音的官員和商人就進行盤問搜查，稍有不順，抬手就是一巴掌、張嘴就是"老滇票，真混蛋！""滇票"是龍雲發行的雲南貨幣，原先比法幣堅挺，可如今已經宣佈取締，成了一堆廢紙——這時的雲南人就和他們的紙幣一樣，不再值錢了。
不過，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份的昆明，社會輿論最熱鬧的話題依然是《雙十協定》。這個協定其實並沒有什麼切實可行的措施，但從內容上看，國共雙方一致贊同"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透過"黨派平等合作"的途徑"建設獨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國"，同意整編軍隊、削減武裝力量..........這讓許多人對未來的和平充滿了希望。
到了１１月中旬，《新華日報》公開發表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幾乎所有的報刊都轉載了這篇詩作，一時間，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紛紛唱和，有讚揚的也有反對的。蔡遠飛雖然不太懂得詩詞，但也覺得這篇《沁園春》寫得很有氣勢.........
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卻從這篇詩詞裡讀到了另外一種意味。
《沁園春.雪》所表現出來的桀驁自負和鋒芒畢露，顯示了毛澤東是一個不願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領袖；而蔣介石則同樣是個權利慾望極強的鐵血梟雄，他連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對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過，更惶論與敵對勢力握手言和了——當這兩個人同時站在政治角逐場上的時候，內戰肯定是無法避免的。
因此，《雙十協定》簽訂之後僅僅一個月，在傘兵內部就形成了一個共識："放棄和平幻想，做好戰爭準備"——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隨後的"整編退役"活動中，陸軍突擊總隊沒有削減任何一名軍官。
當時，蔡遠飛也認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來，達成"和平"的唯一途徑是國共兩黨都放棄對軍隊的領導權，真正實行"軍隊國家化"——而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街上依然還有人努力地呼喚著"和平"，真心地期盼著"民主"和"自由"的到來——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裡的學生。
在昆明，熱衷於"和平民主運動"的學校主要是西南聯大以及雲南大學、聯大附中和昆華女中，因為這幾所學校裡"民盟"的教師比較多，經常舉辦一些討論會和演講會。蔡遠飛曾經去旁聽過幾次，發覺他們除了批評和責備，並沒有提出什麼可行性的意見，所以漸漸地就不再去了。
雖然離開校園的時間並不長，但一年多來的經歷，特別是在南京時期的所見所聞，已經使蔡遠飛明白了政客們都是些什麼樣的東西。他不相信上層官僚會因為幾句理想主義的空談就放棄自身的貪婪，更不相信一紙提綱要領的"雙十協定"就可以限制個人私慾的蔓延。蔡遠飛認為，只有權力才能夠制約權力、只有武裝才能夠解除武裝——可是，怎樣的機制才能讓權力和武裝得到合理的運用？什麼樣的措施才能使國家向著好的方向發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終找不到答案。
在這個時期，陸軍突擊總隊的領導層進行了一些調整，最重要的變化是原先的李漢萍司令調走了，由"軍政部戰車兵處"的處長馬師恭少將接任傘兵部隊的指揮官。
馬師恭是黃埔一期生，陝西人，與杜聿明既是同學又是同鄉，資格老，面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論功行賞，傘兵隊許多人的軍銜都升了一級，劉農畯中校成了上校，姜鍵少校升了中校，就連蔡遠飛上士也變成了蔡遠飛少尉，大家都很高興。
其實，剛開始，蔡遠飛並不願意當這個少尉。這倒不是因為他清高，而是由於上級有規定：具有青年軍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請退伍，而在冊軍官則必須繼續服役。蔡遠飛是從青年軍２０７師過來的，如果照舊當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學接著讀書，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只能留在軍隊裡了。
讓蔡遠飛決定繼續服役的原因是一張佈告。那佈告上說，傘兵部隊計劃挑選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語基礎好、有培養前途的軍官參加"留美預備班"，先在國內集中培訓一年，然後送到美國空軍學院進修三年——這個訊息給了蔡遠飛極大的鼓舞。一直以來，他都心存"建設高素質軍隊"的美好願望，他覺得，如果有機會到美國的軍校去學習，一定可以在那裡找到"使權力和武裝得到合理運用"的好辦法。
１１月份，參謀處宣佈了"留美預備班"的大名單，名單上總共有四十多個人，而最終能夠到美國軍校進修的卻只有１６個名額。這意味著預備班的學員有一大半將會被淘汰，競爭十分激烈。在這些"預備留學生"中，蔡遠飛的資歷是最淺的，他的同學中不僅有名牌大學的畢業生、有屢立戰功的抗戰老兵，還有他的上司劉盛亨分隊長，而班上資格最老的學員是總隊參謀一科的少校科長鍾漢勳。
蔡遠飛知道，要想在這些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必須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預備班"的校舍設在昆明北校場，也就是先前的青年軍２０７師機炮大隊的訓練基地。年初的時候，蔡遠飛曾經是這個地方的"少尉教員"，年底回來的時候卻又成了"少尉學員"，而且這兩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嶄新的——世事真是難以預料。
選擇北校場作為預備班的校舍，是因為這裡距離西南聯大比較近。
"留美預備班"的基礎課程當然應該以英語為主，除了學習語法、鍛鍊聽寫、翻譯作文之外，還要瞭解美國的社會情況和生活習俗。受聘給軍官們上課的是西南聯大的教授，這些從美國回來的大知識分子都有股子美國派頭，走上講臺，剛解釋幾個單詞就開始批評時弊，從鄉長罵到總長、從上士罵到上將，用中文罵了再用英文罵，罵夠以後，摔門就走了。
面對著同一個中國，到了教授的嘴裡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簡直一無是處。
這樣的教學方式當然不能符合軍方的要求，於是只好換人。可換來換去，留洋教授的脾氣都差不多，幾乎沒有哪個人能夠連續上滿三節課。搞到最後，軍官學員們總結出一條經驗，叫做"鐵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實，大學教授們並非特意和軍人過不去，只不過因為這麼些年裡他們都是這樣抨擊時事的，已經罵習慣了，一時半會地剎不住車。
抗戰期間，雲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軍政、"民主堡壘"和學生運動。說起來，龍雲這個人對知識分子還是比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執政方略，大學教授高談闊論、青年學生遊行示威，他都持以寬容和保護的態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專院校也就逐漸養成了一個習慣，除了龍雲主席，對其他人統統可以亂罵。
雖然都是罵，但教授們各自的特點卻並不一樣。
一類是"正統派"，比如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查良釗、雷海宗之類，他們都具有國民黨的身份，有的還是中央委員或者監委，所以發言的時候經常批評延安，很少指責重慶；另一類則是"自由派"，逮誰罵誰，既罵共黨也罵老蔣，其中有錢端升、楊振聲、伍啟元、華羅庚和馮友蘭等等一大幫；專罵執政黨的"激進派人物"其實並不多，但號召力卻很大，他們主要是抗戰期間從香港回來的"民盟"成員，風頭最健的要屬李公樸和聞一多，每次演講都是人山人海，擠得會場內外水洩不通。
罵人不好，可話又說回來了，當時的政局也確實讓人心煩，不僅惹得秀才開罵，就連丘八們也在罵。
在昆明北校場，除了傘兵的"留美預備班"、還駐紮著另外一個訓練單位，名稱叫做"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順便說一句，有的文章把他們說成是"第二軍官總隊"，這不準確，真正的"軍政部第二軍官總隊"應該在四川合川——"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屬於陸總昆明司令部，編練處長是何紹周、總隊長是盛家興，所以又被稱為"周興部隊"。
當時，社會上有個"五毒"的說法，即所謂"國大代、軍官總、青年從、新聞記、傷兵榮"。這"軍官總"指的就是軍官總隊的學員，他們的特色是經常打架鬧事，"不上前線打仗，專在後方打人"。
"軍官總"的成員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被撤銷編制的部隊的軍官，二是部隊整編時淘汰的軍官，再就是因個人原因不能隨原部隊移防的軍官，總之都是些"失業軍官"。
過去，國軍的慣例是"吃空額"，部隊的士兵實數只有編制的一半。抗戰勝利後，政府整編軍隊，把以前的水分擠一擠，結果是當兵的不夠數、當官的卻有富餘，於是就把這些多餘的軍官集中起來，培訓一番，另行分配。
至於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許有可能進入軍警系統，而大部分人都必須回老家，參加"返鄉軍人會"，可問題是，"返鄉會"的薪水只有軍隊裡的一半，按當時的通貨膨脹水平，連自己吃飯都要餓肚子，就更別指望養家了。這個待遇使得失業軍官們十分不滿："喪盡天良！打仗的時候讓我們賣命，發財的時候就不要我們了.........."
於是乎，在北校場訓練基地，蔡遠飛他們每天都可以觀賞到"罵人表演"。
西南聯大的洋教授在教室裡拍桌子大罵："獨裁！專制！"軍官隊的土丘八就在操場上叉著腰跳腳："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爺投八路！"教授們在屋內聲淚俱下："民主無望，水深火熱。"失業軍官在外面揮舞拳頭："活路走不通，去找毛澤東！"真是好玩極了。
不過，"軍官總"雖然能和讀書人罵成一堆，卻走不到一塊。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５日，西南聯大的學生在校園裡開大會，邱清泉第５軍的政治部組織了一幫特務軍人去搗亂，用對天鳴槍的手段驅散了聚會民眾。第二天，昆明各大中學校舉行罷課抗議，為了防止第５軍再來搞破壞，學生們關閉了校園大門，還組織了糾察隊。
西南聯大的新校區位於北校場以南，剛好處在訓練基地與昆明市區之間。１２月１日上午，"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的一夥人準備到昆明城裡去玩，經過聯大校門的時候，學生糾察隊以為這些軍官是來搗亂的特務，就趴在門楣頂上罵他們。
這還了得！"軍官總"原本就是一幫無所事事、無事生非的角色，成天正琢磨著到哪裡找岔打架呢，他罵別人還差不多，豈能讓別人稀裡糊塗地罵幾句。於是，雙方就打了起來。
剛開始，"軍官總"砸石頭、學生們丟磚頭，雙方勢均力敵。可打來打去，不知哪個混蛋二百五掏出幾顆手榴彈，一傢伙就扔到校園裡去了，結果當場炸死三個學生和一個教師，炸傷了十幾個——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昆明血案"。
學生被殺，事情鬧大了。昆明城裡的校長和老師們全都站了出來，無論是正統派、自由派還是激進派，大家異口同聲："還我學生，還我孩子！"
蔣委員長沒有辦法，只得命令昆明軍方限期破案。
第５軍主管軍訓的趙家鑲參謀長跑到北校場來追查兇手，"軍官總"又端槍又抬炸藥包，堵住大門瞎起鬨，差點沒把趙參謀長給綁架了。邱清泉沒辦法，只好找了兩個死刑犯冒充"軍官總"，還讓他們招供說是共產黨給了經費什麼的..........
可知識分子也不是那麼好欺騙的。幾個搞法律的、搞心理學的教授隨便問一問，立刻就把那兩個傢伙問得露了餡。於是，大報小報全都登出號外——假的！假的！——邱清泉一著急，乾脆把嫌疑犯提前槍斃了，想來個死無對證。西南聯大對此當然不答應，雙方鬧到最後，昆明警備司令關麟徵和雲南省長李宗黃都被撤了職，這件事情才算告一段落。直到今天，"一二？一血案"的"真相"依然是個爭論的話題。在馬甲看來，這件事，如果往深裡分析，時代背景和政治原因確實十分復雜；可如果往簡單裡說，就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遇到"軍官總"，更加說不清。
被"軍官總"這麼一折騰，傘兵們也沒有辦法安安心心學英語了，只好先到巫家壩機場練跳傘。
到美國空軍學院進修的人必須具備"傘兵證章"的資格。當初，蔡遠飛只跳過一次傘就上戰場了，自然沒有得到那個橢圓形的胸牌。現在，鍾漢勳、劉農畯他們這批新調來的軍官正在進行訓練，蔡遠飛也就跟著大家從頭學習。
其實，重練一遍是很有必要的。因為"留美預備班"的器材換了新裝備，由原先的T４型傘換成了現在的Ｔ５型傘！(未完待續。如果您喜歡這部作品，歡迎您來起點（qidian.）投推薦票、月票，您的支援，就是我最大的動力。)（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