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想到曹操的《招賢令》，他是那麼清醒，他說：“如果只任用廉潔之士，齊桓公就不可能稱霸？”“如果不是魏無知的推薦，揹著叔嫂私通的陳平，哪裡會有漢王朝的一統天下？”建安19年1月，曹操發布命令：“有德行的人不一定能進取功名，進取功名的人不一定都有德行。陳平難道有敦厚的德行？蘇秦難道守信用嗎？但是陳平卻奠定了漢朝的大業，蘇秦扶持弱小的燕國強盛起來。由此看來，士人都有缺點，怎麼能廢棄不用？官員如果明白了這個道理就不會隨便拒絕人才，也就不會有什麼事物是處理不好的了。”但是，僅僅是這樣的道理，在曹操那裡早就把道理說通了的問題，在中國當代卻依然不為人們所理解，不是人們的認識水平低於曹操，而是歷史就是這樣的迴圈的，有一個時期它的智力達到了高點，有一個時期它的智力又降到了低點。

如果這樣看，我們說不定是居住在前三國時期。

當然，我要感激鄉中學，那個時候，所有的入學除了有後門的，都是採用的就近平均法，鄉北半部的學生進鄉中學，南半部的學生進我那所戴帽子初中。於是，出生地成了一個人的命運，生在鄉南半部的人大多數只能在戴帽子初中混畢業文憑，然後回家種地，而生在北半部的學生，他們因為有機會進入鄉中學，有可能進高中，上大學。表面上看，這種就近入學的方式是非常平等的，但是，骨子裡卻是極端等級制的，而且這種等級制所依據的是一個人先天的他自己根本就無法選擇的出生地，而不是後天的努力，就如同戶口一樣，這是多麼地不公平，對於一個還沒有走向社會，還沒有開始自己前程的兒童，他就這樣僅僅因為他出生的什麼地方，他的命運就被確定了，這是極端殘忍的――當我還是一個少年，當我看到隊長的兒子揹著書包到鄉中學上學去了，是多麼地憂傷，我不恨那個拖著鼻涕的蠢貨，但是我痛恨這其中的不公平。直到現在我依然反對就近入學，這是非常殘忍的不公平現象，可以依據一個人的智力水平來入學，對每一個人進行智力測驗，知識考試，然後分為三六九等讓他們進入不同的學校，甚至也可以依據他們父母的金錢來入學，父母的賺錢能力至少還有一點是可以自己把握的（雖然在集體主義經濟時代個人把握收入多少的能力幾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絕對不要以出生地、以戶口來決定一個人的命運，這看起來公道，其實太殘忍了――這會鍛造多少像我當初一樣痛苦的靈魂？

我反對在小學和初中採取就近入學的政策。除了每一所學校的教學質量都是一樣的，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就像人的智力有三六九等一樣，學校的質量一定會有三六九等，問題是如何將高質量的學校分配給那些智商高，有相應的才能，適合接受更進一步的教育，進而在享受了同等教育的基礎上會給社會帶來更多的回報的人。應當用考試或者在萬不得已的時候用金錢來調控入學，這要比就近入學公平得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對於這件事情，人們的認識是那麼混亂？人們從來沒有想過在大學實行就近入學，這樣城市的孩子都可以上大學，而農村的孩子因為離得遠，就完全不用上大學了。他們知道，上大學的機會要交給那些有潛在素質的學生，因為他們將為社會作出更多的貢獻。但是，對於小學和中學，人們就不是如此認識。彷彿每一個學生都應當接受同樣質量的教育，這才叫平等，所以那些所謂的平等主義者就提出要將所有的小說和初中都辦成一個水準的，他們的意思是將智商高的學生和智商低的學生平均起來，讓他們接受一種質量的教育，這才叫公平。而實際的操作中，他們是讓智商高的學生降到智商低的水平上尋求統一。這是何其地荒謬，這對於這個社會來說它損失的不僅僅是高智商的對於社會可能貢獻更多的孩子們的自我意識，更是人們徹底的放棄心理――－一切都要平均，個人努力完全是不必要的了。事實上，那個時候，我所在的那個戴帽子初中的同學們大多有這種心態，他們知道自己的命運，知道再用功，再努力也不可能突破這所學校的限制考得比鄉中學的學生更好，他們絕望了，他們在學校混日子，他們的父母對他們也失去了希望，因為知道他們考不取。這就是所謂就近入學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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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們這個社會能將有限的高質量教學資源分配給那些在智力和意志力、體力上更有潛力，從而，社會也有可能對他們的回報寄予更高期待的孩子們身上，而不是平均地佈施於所有的孩子身上――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相反這種平均主義的做法只會導致更多的不公平，更殘忍的歧視。

事實上，從我個人的角度講，我是幸運的，那年我們的戴帽子初中來了兩個從鄉中學被趕出來的教師，他們拯救了我們（我感激那些在道德上有欠缺的人，他們拯救過我），一下子使我們學校的升學率提高了0個百分點。以至於差不多就要接近鄉中學了，如果不是那年他們來到了我們的戴帽子中學，我的命運會是什麼樣子呢？我會和我的大多數同學一樣在農村且耕且種，因為繁重的農活，沉重的壓力而淡忘了生活的目的，彷彿自己是一架養家餬口的機器。

每當我看到在街頭躑躅獨行的農民工，每當我看到城裡人對他們那種厭惡的表情，每當我看到電視裡播出他們違法受審的鏡頭，我都會流淚。在美國犯罪率高的是黑人，一個人種，而在中國犯罪率高的則是農民，一個階級。

當然，我的老師中也有所謂“道德高尚”的人，在蘇北的一所師範學校，他的確是我的老師了，他的大公德就是將我摁倒在水裡，我常常被這樣的噩夢驚醒，他說：“你就是天才嗎？告訴你，即使你考取了，你也走不成。”他說：“養條狗還知道汪汪兩聲呢？你就是佛？”是啊！什麼時候我成了他的人，什麼時候那所師範學校成了他的私人財產？什麼時候他已經將我看成是他的私人所有物了？

上帝，我，一個人竟然像是一個物一樣地被他所有了。我不信，我作為我自己就不是我自己――我不再屬於我自己了？我什麼時候將自己出賣了？然而我是錯的，而他是對的，後來，當我終於可以離開那所師範學校的時候，我被當局告知我必須為此支付10000元人才流失費。我必須為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支付贖金，自己將自己從我的主人那裡買回來――雖然我從來不知道我是在什麼時候將自己出賣了，我竟然就不是屬於我自己的了，在我來到這裡的路中我已經將自己丟失給我所不知道的神秘者，它是誰呢？為什麼它的職業是專事收購別人的自由呢？為什麼它這麼痛恨別人的自由？

由此，我想到恩師王兆鵬先生對我幫助；恩師曾華鵬先生對我的幫助。他們都是真正的人，他們幫助我獲得自由，不論是在精神上還是人身上，他們知道幫助一個人自由才是真正的幫助。他們的寬容和仁德讓我感佩，他們的偉大的靈魂對我永遠是一種感召。如果說今天我依然對學術保持著某種道義上的信念，如果說我今天依然保持著為更為美好我未來幻覺而工作是值得的，那一定和他們的影響有關。

能夠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的人是如此地少，以至於有的時候，在我們這個國度，反面的情況看起來才是正常的，我們已經到了一種將不自由視為正常，而將自由視為不正常的地步，對自由的理解能力以及幻想能力都下降了，這多麼讓人悲傷啊。

在沒有希望的時候，我曾經渴望聖人，我暗自祈禱，我能碰到一個像神明一樣的人，他將我從苦難中召回，讓我在海水的盡頭看到大陸；我也渴望神恩的降臨，我曾經到佛寺燒香許願，以前我對那些為了一己私利跪倒在神佛面前，痛哭流涕的人是不理解的，直到現在我也還是不能理解，但是我自己卻也曾是其中的一員，我聽到自己內心發出的乞求，這彷彿來自地獄的聲音，讓我感到恐懼，不是因為我的命運，而是因為我對這命運的哀求，我的無能為力。（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