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竟然已經成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

中國人長於思想妥協，中國哲學在這方面有一個傳統詞彙叫中庸――在中國極高明的人都是循中庸之道而行事的。就如同甲殼蟲，當它伸出觸鬚想吃菜葉的時候，你只要用木棍捅它一下，它就立即縮回去了，這在甲殼蟲我們說它的行為是因為恐懼而產生的條件反射，而在中國人他的行為則被說成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當然這和他們沒有個人生存空間有關係，因為沒有機會自己掙錢，他的工資必須仰賴於那個叫做領導的人，因為沒有機會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他的生存空間必須仰賴那個叫領導的人的恩賜，這種情況下他怎麼能不以領導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呢？如果他的意志和領導的意志發生了衝突，他怎麼解決這個衝突？他將選擇中庸，他告訴自己大家都是如此，自己也應當如此，這就是妥協，向著領導妥協在這裡巧妙地轉換成了向著大眾妥協（儘管這個大眾生活得並不愜意），進而完成了一種心理上的自我診療。

這種情況下一個人，他是以沒有美德作為自己美德的。對於那個高高地站在高處的領導來說，他只是一個工具，他如果憑藉自己的良知的判斷來行事，如果依靠自己的理智的決斷來行事，那麼那個領導會對他有什麼看法呢？他會覺得這個人難以調教，沒有服從意識。在這種體制之中，一個人之所以被需要，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有意識，有道德的個體，而是一個守紀率、懂服從的工具。作為工具，他該如何呢？妥協，放棄自己，克服自己，讓自己像個器官，比如手臂、嘴巴；或者讓自己像個機器。這些天看奧運會新聞，從報導語言我們可以感到新聞機構關心的只是這個國家得到了幾枚金牌，而誰得到了這枚金牌則是不重要的；大水災的時候，新聞機構有是怎樣表現的呢？大災中的人們的生活境況，鏡頭中幾乎沒有，這些災民的生活狀況只是作為領導人訪問時候的背景或者作為已經改善了以後的對比資料，我們的新聞記者，這些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思想意志的人，他們對個人的關心實在是非常有限的，或者，他們根本就不關心個人。缺乏關心的個人，被漠視了的那些個人，如何獲得自己心理上的平衡的呢？妥協。

照理說，一個喜歡妥協的國度，人們之間的關係應當更為融洽，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在中國妥協不是出於平等個體之間的相互尊重和諒解，而是出於不對等主體之間的屈從。因而在下層平民生活中，這個國家的人民又恰恰是最缺乏妥協意識的。他們遇到問題的時候不是從對等個體的自主、自立、自制、互惠、互利、互諒出發尋求對等實體之間的溝通，而是相反，他們等待那個超主體的出現，他們雙雙準備服從那個超主體，向超主體妥協；而不願意向另一個和他們平等的個體妥協。

由此我想到我97年提出相對主義批評觀的時候，為什麼一下子遇到那麼強烈的反對。在這些人的眼裡，相對主義是一種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他們不能接受將個人意識當作終極的，使一切個人的意見都獲得平等權利，進而不承認這個世界存在超主體間性的標準這個想法，對於他們來說真理來自於超主體，而不是來自平等主體的主體間性，他們不不承認每一個主體的思想都受條件制約，因而不可能在人間主線超主體這個事實，而總是在這個世界尋找把個人意識變成思想的超個人意識的可能。如果，他們找不到，他們就在道德和語言上同時垮臺了，他們找不到自己的語言（就如那些在電視中接受採訪時的農民一樣，他們突然之間放棄了自己的日常語言，不由自主地操練起了另一種語言，甚至語法體系也變化了），他們找不到自己可能遵守的道德了，因為他們的道德不是來自對另外一個和自己平等的主體的尊重，而是來自對一個超主體的屈從。

向一個和自己對等的主體的妥協，向一個平民百姓妥協在這裡被視為恥辱，平民互相之間只有鬥爭才被視為美德；向一個高於自己的超主體妥協則被看成是光榮，將自己溶化到超主體的精神和氣質中去，成為他的工具則成了被鼓勵的美德。這裡“個人”這個詞就這樣似乎天生地和卑鄙聯絡起來了，看來沒有什麼比尊重另外一個個人，並準備在利益和思想上和他妥協更讓人難以接受了。文革中為什麼那麼多人會熱衷於彼此批鬥。因為這些人只願意向他們心目中的唯一的超主體毛主席妥協，他們居住在毛主席的精神裡感到經過這種思想的洗禮自己也昇華和聖化了，怎麼表明自己已經聖化和昇華了呢？鬥爭，只有和別人鬥爭才能表明這一點。因為自己已經昇華和聖化，他不再準備以一個平等主體的身份和別人對話，他時刻居高臨下，監視著別的個體，時刻準備做你死我活的決不妥協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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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個體之間學會了互相妥協（允許對方和自己不一樣，有各種各樣的精神的、利害的、方式的選擇），那麼和平、溫愛的社會環境就能夠自我造就。一、人們對超主體的需求以及膜拜會降低，超主體的存在必然地和平等個體之間處於爭端之中需要仲裁聯絡在一起，如果平等個體之間透過溝通自己就能夠獲得妥協的相處方案，那麼超主體的存在就不那麼重要了，因為人們再也不需要仰賴超主體的神聖意志的廕庇而在爭端中獲勝了。二、個體的自由會大大增加，個體和個體之間妥協的結果不是自由的減少而是自由的增加，相反個體和個體之間不妥協，的結果就只能是個體和個體之間的互相監視，互相揭發，互相批鬥，進而任何個體都處於岌岌可危之中，這樣的社會除了那個超主體是自由的，其他的個體都是不自由的。三、道德的處境會得到極大地改善，道德的根據不再來源於那個唯一的超主體，而是來源於各個個體之間的妥協，那麼只向超主體負責的道德意識就會轉化為向身邊每一個個體負責的責任意識，在這種意識之下，人們行事就有可能不僅僅是處於完成那個超主體的意志，而有可能是出於自己的良知。四、個體的生存環境將更為寬鬆，在一個人人都必須為超主體的訂立的秩序、目標犧牲自己“微不足道”的觀點、個性、良知、見解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能透過鬥爭來維持，這種鬥爭是超主體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它需要人們透過彼此之間越來越狠毒的鬥爭來表明自己對超主體的無限忠誠，這樣的社會結構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能是透過憎恨、恐懼、敵視這種情感聯絡起來的；相反，人人都必須時刻準備著向另一個個體妥協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則可能是出於商談、對話、諒解而和平地聯絡起來的，人們之間可能達成對互愛的共識，因為只有互愛他們才能從彼此關係中獲得最大的需要。（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