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熹接著說：“‘相地而衰徵’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均地分力’，二是‘與之分貨’。

按勞動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當然包括公田，即‘均地分力’；在‘均地分力’基礎上實行按產量分成的實物地租制，即‘與之分貨’。

總之，每畝土地的租額，按土地的好壞和產量的高低，而有輕重的差別，就是‘相地而衰徵’的含義。

這是農業生產關系上的一次重大變革，開啟了春秋時期各國大變革的時代。

但管仲的改革，仍然是建立在土地國有的基礎之上的。

魯宣公十五年實施‘初稅畝’，無論公田、私田，一律按畝納稅，實際上承認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促使了土地由國有向私有的轉化。

秦孝公在位時，商鞅在秦國實施改革，主要內容有：廢井田、開阡陌、民得買賣、承認土地私有。

井田制由是徹底瓦解，土地買賣從此發端，而所謂的土地兼併也隨之而來。”

馬騰問：“土地一般來說，怎樣進行買賣？”

樂熹道：“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裡，地權交易頻繁，流行著‘千年田，八百主’、‘田無常主’的說法。

但這種頻繁的交易內容複雜，形式多樣，有‘活賣’與‘絕賣’之分。

‘活賣’是指賣主保留回贖的權利，但回贖權力保留有一定的期限；過期不贖，即成‘絕賣’。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以‘活賣’的形式進行的。‘活賣’其方式主要有‘典’、‘當’、‘賣’三種。

農民想保留土地回贖權，常透過典田取得現金和實物，典田在不贖而絕賣時所得的補價為數很少。”

馬騰又問：“那買進土地的通常都是些什麼人呢？”

樂熹說：“有能力並樂意追求土地財富的主要有這樣兩種人：

首先是佔據社會優勢的人，包括王侯、將相、皇親、貴戚、在職官吏、退職鄉紳、地方豪強、名門望族等，其次是富商大賈。

有關他們購置田產的記錄史書上不乏其例。

漢朝建立以後，新的權貴集團開始利用其政治影響集聚財富。這些都是漢朝最初幾代人皇帝的功臣及後裔。

例如，灌夫雖然是一個軍功並不顯著的武將，卻也積累了大量的財產和良田。

這個集團中的功臣在高祖封侯的有143個，呂后當政封了12個，文帝統治時又封了10個，總共有165人封侯。

這些家庭及其前後的家臣與親屬，構成了國家最有影響力的家族，他們都有能力為自己掠取大量土地。

外戚和宦官也十分活躍，他們或者從皇帝那裡尋公田，或從其他所有者那裡來掠取私田，外戚在這方面聲名狼藉。

後漢時期外戚更甚，雖然在光武帝統一全國前他們已經很富有，但其搶佔財產的情況仍有發生，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竇憲掌權時強奪某位公主的土地。”

馬騰擔憂地說：“這樣一來，豈非是有的人土地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富；有的人土地越來越少，也越來越窮？”

樂熹道：“是的。土地經過合法或非法的買賣使地權發生了轉移。

轉移的結果是土地的佔有發生了兩極分化，一邊是大量的失地貧農，一邊是佔有大量土地的少數富有者，土地的分配嚴重不均衡了。

最初的分化在時間的流淌和土地兼併的瘋狂中愈趨擴大，朝著董仲舒所痛斥的‘富有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的方向發展。

土地兼併所引發出來的各種經濟社會危機終於埋葬了前漢王朝，隨後建立起來的後漢王朝仍無計可施，聽任兼併的繼續。

曾有一個賢人對此有一個概括，他說：‘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佈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

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

這些可以說是我後漢土地兼併的一個生動寫照。”

馬騰道：“在臨松薤谷時，我曾聽永嘉先生講，我大漢王朝對農業極為重視，而且農民的稅賦很低。

那麼到底是出於什麼原因讓農民大批地放棄土地而進行買賣？”

樂熹說：“我想這裡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重農政策執行不力，人民的負擔主要來自勞役和剝削。

前後兩漢歷任皇上，都講究休養生息，因而對於農業是很重視的，漢初朝庭一再減免田租。

到漢景帝前元二年，農民只需三十稅一，這可能是中國古代歷史上農民所負擔的最低稅率了。

但由於地方官吏的剝削，沒收了農民稅負較輕的福利，再加上一些不可避免的勞役，便使得一部分貧農先陷入困境，而最終成為佃農。

至此，朝庭的抵稅福利便由地主擠佔了。地主對佃農的租金收取高達百分之五十，加重了其生活的困苦。

二是農民的非農業支出較多。

雖然朝庭採取了種種抑制商業的政策，比如鹽鐵專營制度、‘告緡令’等，但只要社會不發生大的震盪，農民無論出於社會上層還是底層，都需要經常到市集進行交易。

為支付這些費用，有的農民放棄了土地，流入到城市，說明了當時農產品價格是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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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朝庭的抑制工商業政策，不僅降低了非農業活動吸收剩餘勞力的能力，也導致了單位人均土地擁有量的下降。

朝庭實行抑制工商業政策是受‘農為本，工商為末’的限制，這基於這樣一個認識：

要穩定王朝的統治，最重要的是農業，保障糧食的供用充足。

而商業被視為農業的替代產業，會吸收一部分勞動力，更為重要的是商業的興起會造就一批財力雄厚的商人。

朝庭擔心其會威脅自己的統治，比如說商賈大量購置田產，因而各朝各代都對商業進行限制。

漢代對商人的態度遠稱不上友好，高祖劉邦曾禁止商人穿絲綢、乘車輿，並提高了商稅，來限制他們的發展，貶低他們的地位。

《鹽鐵論》為朝庭實行鹽鐵官營提供了理論依據。

其中有一段明確指出，官營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遏制富商大賈日益增長的影響。

此外，漢武帝元狩三年，朝庭實行了針對商人與手工業者的‘算緡’，不僅對車輿徵收重稅，而且工商業者擁有的財產也必須按其價值的百分之六徵稅。

這一法令中，商人被禁止擁有土地，違法佔有土地要沒收充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