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親率大軍東渡黃河，由此拉開了覆滅明朝中央政權的最後一戰。

二月初二，闖軍攻克汾州；二月八日，闖軍又攻克太原；接著又不戰獲得了忻州。

勇士營出身的山西總兵周遇吉在代州“憑城固守”，但很快因為糧盡而不得不退往寧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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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軍步步緊逼，追蹤至寧武，並包圍和強攻寧武城，周遇吉部堅持到了二月二十九日，“力盡”，闖軍攻入寧武，將周遇吉俘虜並殺死。

三月一日，闖軍抵達大同城下，大同總兵姜瓖開門投降，大同巡撫衛景璦被俘後自殺，第十一代代王朱傳【火齊】闔家上下被闖軍殺死殆盡······

面對大舉來攻的李自成部，崇禎皇帝便於當年二月中旬起命令百官、勳戚、內監捐銀以解燃眉之急，但不管是官員、勳戚還是內監，都甚少有人肯捐獻，“惟太康伯張國紀輸至二萬（銀）”、“進爵為侯”。

甚至連周皇後的生父嘉定伯周奎也不肯解囊，後來周皇後解私囊五千兩讓周奎充臉面，誰曾想周奎居然還扣下二千兩自用，僅僅向宮中捐輸了三千兩，周奎是沒有錢嗎？

答案是否定的，僅僅在二月初，周奎就派人在順和店北京支店兌換了40萬兩金花銀的飛票，為此光手續費就交了38000多兩，被闖軍追贓助餉時還掏出了10多萬兩的現銀和價值數十萬兩的“珍幣（黃金和金銀器）”。

而與之類似的還有第九代定國公徐允禎為首的其他的其他勳戚，這些勳戚趕在順和店截止收銀之前，先後兌換了超過1700萬兩金花銀的飛票，自身府內還藏匿了近2000萬兩的金銀，結果只能是便宜了闖軍。

內監這邊情況就有些不一樣了，這不，除了曹化淳、王永祚等少數地位太高、新朝肯定不會留用的內監各自捐銀三五萬兩外，其餘內監自以為到了新朝也能為新皇帝服務，所以，即不願意掏錢助崇禎皇帝編練新軍，也很少願意南逃，進而也很少有人把銀子變成飛票----明代太監多為北直隸人----更多的是想辦法運往老家或埋在了自家私邸裡，以至於順和店從他們身上只搞到了不足50萬兩的金銀。

其他文武官員大多是首鼠兩端的，所以，為了雙重押寶，他們也兌換了一些飛票作為後手，這部分銀子大約是400萬兩的樣子，因此，前前後後加起來，福王府僅飛票一項就從北京城運走了價值2200多萬兩金花銀的金銀----福王府還從密切控制的典當行、押錢鋪裡運走了大量的珍物----雖然還不如李自成日後在北京城收刮的那麼多，但也是一筆相當巨大的財富了。

隨後，為了運走這2200餘萬兩銀子----千斤大車共計運輸了12次、1500車（包含典當行、押錢鋪抵押高價的珍物）----朱由崧不但把路通標行目前在北方尚存的200多名標師、趟子手都派過去護衛，還透過前來存銀開票的北京*權貴走通了京營的路子，讓京營專門派出3000人進行護衛，這才壓制住某些宵小的妄念，將這些財物安全運到天津裝船出海（出了海，便有遼海分艦隊接應和全程護航），運往濟州儲存。

而崇禎皇帝這邊，由於既討不到銀子，也招不來勤王援軍----崇禎皇帝下令勤王後，就唐通所部7000人於三月八日抵達北京，其餘各部均未聽命----所以，山窮水盡的崇禎皇帝只能再一次召集文武，就左中允李明睿提出的皇帝南下避禍以圖興復，留下閣臣輔助太子留守北京抗敵的奏疏進行討論。

然而會議一開始，內閣首輔陳演就堅決反對李明睿的奏疏。

遭到首輔拒絕後，正二品左都御史李邦華站出提議“皇上即不南遷，宜令太子諸王居舊都（南京）”,同時言明“臣與有識籌之已熟，惟上速圖之”。

崇禎初次聽到這個提案時，其實已然心動----天子留守北京以表明不放棄宗室陵寢，給自己找了一個臺階後，便能有機會再尋求移駕南京----但正當崇禎皇帝準備贊同此議執行時，熟料從七品階兵科給事中光時亨竟站出來反駁稱“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

一句話，諸臣擁戴太子南下，便是準備另立新君，有不臣、謀反之企圖。

這句話一出，眾臣若再站出來提議南遷便如同造反，所以當時無人再敢發聲。

崇禎當即氣得大罵“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也”，罵完便拂袖退朝，但第三次南遷之議也就此再次擱置了。

三月三日，大同失陷的訊息傳到北京，崇禎再次於朝堂商討南遷一事，李邦國和李明睿又一次提出了皇帝南遷和太子前往南京的兩個方案，此時唯獨少詹事項昱出聲應和太子監軍一事，其他重臣再無一人開口。

萬般無奈之下，崇禎決定以玉石俱焚之計逼迫大臣表態，就聽崇禎厲聲道：“朕以天地祖宗之靈，諸先生夾輔之力，或許不至於此。如事不可知，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

大臣們見崇禎絕境之處，竟然試圖脅迫眾臣一起殉國，便轉而支援太子南遷一事。

崇禎皇帝見狀心中大恨，一時怒火興起，遂以“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哥兒孩子家做得甚事”為由拒絕了讓太子南下的提議，決定死守京師。

不過，崇禎皇帝回到後宮就後悔了----崇禎皇帝已經不知道了朱由崧的生死狀況，但朱由渠可是去了常山了，要是自己和太子都不能南下，那帝系豈不是要轉移到了福王一脈手上了嗎？

可問題是，崇禎皇帝剛剛說了不讓太子南下，現而今也不好立刻反悔，因此焦急之餘，崇禎皇帝便密令駙馬都尉鞏永固於當年三月五日上奏，再次勸皇帝南行。

然而鞏永固的奏疏落到內閣手中，群臣以其中“召集京師義勇十餘萬扈從隨行”太過荒謬為由，加以反對，崇禎皇帝束手無策，只能坐以待斃。

三月七日，天津巡撫馮元飆之子馮愷章入京奏請崇禎皇帝攜太子立刻前往天津，然後乘船南下，但由於此次通政司官員能逃的都逃了，不能逃的也沒心思工作，所以，馮愷章的奏疏未能抵達崇禎皇帝之手，由此，崇禎皇帝與諸皇子南下的最後一個機會，就此失去了----其實，即便崇禎皇帝收到了這份奏疏大機率也不敢走的，因為當時闖軍劉芳亮所部已經截斷漕河，由南向北逼近北京了，誰也不能保證北京城外有沒有闖軍前鋒活動，以明軍眼下一觸即潰的狀況，出城顯然更加危險----北京朝廷的覆滅也就此進入了倒計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