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庸置疑，孫可望是不希望看到李定國和鄭成功聯合起來的，雙方的關係越緊密，他就越難制衡兩人，那便意味著內戰會提早許多年爆發。

孫可望自然不會以為現在這種劃分勢力的方式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反清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但卻已經是當前局勢下最好的選擇了。

至少，對外用兵和他的威望可以使得內戰推遲幾十年再爆發。大家都有強悍的軍隊，都想要分配更多利益，怎麼可能會有人心甘情願退出，或者是輕易妥協？

用這些兵馬去開疆拓土，為後代創造更加安全良好的周邊環境，總比自己人打自己人，耗盡國力來的要好。

而且孫可望要去開的是遼東，內外東北，無論是劉文秀主攻的西北，李來亨主攻的蒙古，還是李定國主攻的安南，鄭成功主攻的臺灣，都無法與之媲美。更不用說，他這樣安排，本就是存著私心的。

劉文秀，李來亨等人以對外開拓為由保全自己的兵權，李定國和鄭成功最終也必然如此，但他們攻打的地方，無疑最終會使得他們的兵馬消耗大半。

用兵西北，蒙古，補給都十分艱苦，敵人雖弱，但草原戈壁卻十分可怕，稍有不慎，便是折損過半，而臺灣盤踞的荷蘭人，海軍遠勝於鄭成功的水水師，還有堅固的稜堡，鄭成功不損失一兩萬兵馬，恐怕根本攻不下。

而難度係數最高的，則是李定國要對付的安南了，且不說兩廣的核心地帶——珠江三角洲和安南的核心地帶——紅河三角洲之間千山萬水相隔，便是當地根深蒂固，具有強大號召力的豪紳大族發動的游擊戰，就足夠李定國頭疼的了。

但孫可望的遼東，只有幾乎已經被消滅的滿清殘部，遼東的土地更是早已經開發，而且幾乎沒了原住民，想要重新移民，建立據點，完全控制遼東，然後透過羈靡和貿易手段，逐步控制整個黑龍江流域，內外東北，以十七世紀的生產力而言，並不困難。

換言之，在孫可望的小算盤裡，等這些疆土基本上收回，就算沒有收回，那些敵人也基本上被打殘了之後，就是他真正一統全國，收回各省兵權的時候了。

要知道，全國的產糧地，基本上都在他的手裡，江南，也在他的手上。這便是不斷保持強軍的最大底氣，也是孫可望傾向於這樣安排的原因。

而這一點，另外四人其實或多或少也能猜到，畢竟孫可望這算盤打得太響了。可許多事情，並不是想怎麼來就怎麼來的，既然孫可望佔了優勢，又不失道義，他們也不能不妥協。

李定國和手下謀士一番商議思考之後，對於兩廣倒是十分滿意，雖然土地少了，但天然的山脈屏障和珠江可以確保了他的半獨立性和控制力，攻下安南之後，透過海運，糧食也不成問題。

但李定國還是想要討價還價的，態度也十分堅決，廣州和澳門的貿易權和即將籌建的南洋水師，他必須要有一個。

理由也無可反駁，為了征戰安南！

對此，孫可望和孫徵淇自然不會同意，陳齊策，鄧耀等主將也並不願意歸屬到李定國的麾下。最後雙方都各退了一步，“廣州武器局”歸李定國了，但海南劃出了廣東，獨立成“南洋鎮”，同時也是即將組建的南洋水師的基地。

李定國本來想要的就是“廣州武器局”，海貿和水師不過是幌子罷了。他自然也聽說過海貿很賺錢，同樣知道水師很重要，但他對這些都沒有很濃厚的興趣。打仗看的，最終還是有多少騎兵和槍炮。

而鄭成功這邊，孫可望同樣做出了妥協，他一開始給對方的條件本來就是極度苛刻的，實際上是一種試探，要看的是鄭成功的反應。

鄭成功其實也並沒有真的要和孫可望決一死戰的意思，特別是張煌言再三勸告之後，他更加沒了戰勝孫可望的信心。既然有得談，他撇下李定國和孫可望私底下談，也不是不可以。

最終，鄭成功拿回了漳州府，延平府，他直接管轄的地方則變成了漳泉二府，但是軍隊方面，孫可望並沒有絲毫鬆口的意思。

對於鄭成功，孫可望是不擔心他主動挑起戰事的，畢竟劉文秀和李來亨都不會支援他，張煌言又是魯王一系的，和鄭成功亦敵亦友，李定國恐怕更不好直接干預，如此反而是給了孫可望直接覆滅他的機會。

所以在土地這一塊，孫可望的底線是福建全省，只要對方兵馬不變，攻下臺灣之後，必然元氣大傷，若要經營臺灣，他就絕對沒有能力再逐鹿中原了。

或許這個時代，只有孫可望最清楚，攻取臺灣是功在千秋，但至少在當代，是看不到什麼好處的，甚至幾十年內，都是虧本的買賣。

但若是鄭成功無法攻取這塊土地，那他就沒有任何保留那麼多軍隊，以及鄭家船隊的理由了。

經過一番並不那麼好看，更談不上文雅的討價還價之後，各方勢力總算是勉強就最終的“內閣大會”達成了一致。

臺面上的體面，就是要靠檯面下的不體面換來的。內閣大會上的其樂融融，有說有笑，靠的是這些各派力量的話事人們，近半個月的博弈與妥協，以及無數居中協調的親信們。

土地，人口，兵馬的限制與分割，工坊，貿易的分配，以及孫可望藉助這些外力，要對新朝進行的制度改革和權力制衡，也順水推舟，作為談判條件了。

而與此同時，錢謙益，王夫之，黃宗羲等人，也開始走動了起來。孫可望要在各省建立書院的訊息早已經傳開。在錢謙益，王夫之的努力，以及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的盛名之下，各省只要是稍有名氣的文人，都想來參活一下。

當然，最主要的是，傳言說若是成了書院的講師，那可是直接授官領俸祿的，品級是不高，俸祿大部分也只有每月一兩五錢，但是聊勝於無啊！

甚至於說，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趕緊進入新朝的體系之中，成為自己人，許多事情，可以慢一點，但這個要是慢了，位置可就都沒了。

考慮到這一點之後，不少寄身於商賈富豪之家的贅婿和遠房親戚們，也在背後老丈人，好親戚的資助下，開始了活動。甚至有的富商廣撒網，資助了三四十個書生的。

錢謙益在長沙見識到了嶽麓書院的巨大影響力，一想到將來南京新建的書院，影響力可能會更甚，便是一把年紀了，還四處奔波遊說，想要過一把院長的癮，在史書上留下大大的名。

孫可望計劃在每個省都建立一個官方的所謂“書院”，其實也就是後世“大學”的模型了，歷經五年改進的長沙嶽麓書院便是模板。

當然，孫可望登基之後，還會透過歐洲傳教士和派出旅歐使團，將西方的學科體系，以及文明成果搬運過來，取其精華，加速華夏文明的進步。

而“書院”也不僅僅是考取功名和鑽研技術的地方。在孫可望的設想裡，這裡還應該是東方文明“科學革命”，“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策源地，為此必須擁有一定的特權。

“新設的那些書院裡，真的可以結社？”

“胡說什麼，那不是結社，那叫讀書會，讀書人的事情，怎麼能叫結社呢？”

南京秦淮河畔的一家酒樓上，張煌言和黃宗羲一面看著正不斷恢復生機的南京城，一面談論關於書院的傳聞。

黃宗羲曾經是魯王一系的人，官至左副都御史，八年前還奉命出海去日本乞兵伐清，但並沒有成功，然後便心灰意冷，返家隱居，不再任職魯王行朝了。

只是，他這麼也沒想到，八年後，大明居然又回來了，韃子最終也被趕回了關外。

當然，他其實也很清楚，這個大明早就已經不是以前的大明了，十幾年過去，百姓心中，對所謂的大明似乎也沒有什麼留戀了。

不過，因為他和東林黨人素有仇怨，因此和錢謙益也談不到一塊去，但被孫可望點名召來南京，張煌言又主動來示好，他也便和這個昔日的同僚，熱絡了起來。

至於為什麼被孫可望點名請來，黃宗羲其實也不清楚。但這幾日聽到了新朝的各種改革傳聞之後，他似乎又有了些明白了——自己的許多想法，似乎和這個從未謀面的孫國主不謀而合。

“那讀書會有人數的限制嗎？書院裡出去的官員，豈不是和書院藕斷絲連，難道國主就不怕他們結黨？”黃宗羲試探道。

“如今這天下又不是他一人的天下，便是結黨，他也阻止不了啊！”張煌言笑了笑，喝了一口酒後，又繼續說道：“而且，只限於書院之中，若是出了書院，還敢結黨，恐怕就沒有那麼好的事情了。到時候管你是讀書會還是聽戲會，都逃不掉督察司那些傢伙的耳朵。”

“這倒是有趣，結社也能如此靈活，恐怕是孫國主擔心局面到時候不受他的控制吧！”黃宗羲也笑道。

“不不不，這只是我的猜測，具體的，我也不知道，但是看長沙那邊的情況，應該也是大差不差了。”張煌言解釋道，然後似乎是想到了什麼，又說道：

“王夫之也在南京，改日我擺個宴，你們也好好認識認識，而農可是很得孫可望重視的，他資歷夠老，或許孫可望提前和他說了。”

黃宗羲聽罷，當即點了點頭，然後又敬了張煌言一杯酒，兩人的談話隨即又被他引到了其他方面。

一番暢談之後，黃宗羲心中不免有了觸動。在書院裡面“議政論政”，甚至是影響朝堂上的決策，正是他所期望的朝堂改革方向。

且說，黃宗羲在哲學，政治上，許多方面的想法都要比王夫之激進許多。

而這個思想即將突破時代的文人，在不久的將來，在整個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改革的許多方面提出的觀點，都是孫可望所需要的。這也是孫可望點名把他召來的原因。

比如：“天下為主，君為客”，“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的民主思想；

“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主張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從而限制君權，保證百姓的基本權利的法治思想；

以及關於宰相和圍繞著宰相的各部門的重新設立，“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的官員制度思想

甚至是“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屬是非於學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

黃宗羲所設想的“學校”，相似於近代社會的輿論中心和議會機構，只是在具體的理論上，還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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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本歷史上，這些思想並沒有存在的土壤，這些堪稱偉大的文人，思想家關於晚明近幾十年，甚至是華夏上千年歷史的反思，並沒能在社會制度變革方面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

而如今，孫可望想要透過設立書院的方式，透過影響這些國家精英的方式，把這些思想火種保留下來，甚至隨著文明的發展，政治制度的改革，它們終將能真正影響，甚至是改變新朝的政治文明。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之下，內憂外患俱在，集權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孫可望登基之後，真正要做的，不是所謂的民主，而是嘗試初步的法治，或者說是區域性的法-治，沒有法-治，民-主便會毫無意義。

隨之而來的，便是六部的改革，中央官制的改革，把“法”從皇權中獨立出來，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如果無法保證“法”的逐步獨立，那對皇權的限制，便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而這也是孫可望妥協李定國，鄭成功等人的重要一點。他們對此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

畢竟，任何政治承諾都是不可信的，但是如果違背了道統，那問題就大了。在他們和他們手下謀士們的眼裡，這不是“法”，而是可以遏制孫可望的“道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