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南寧府，“邕城軍官學堂”的總教官辦公房內，陸長川開啟了唐二升寄來的信，一臉笑容的讀著。雖然分隔天南地北，但兩人的聯絡一直沒有斷過，唐二升一直念著陸長川的好，陸長川則對這個自己不遺餘力幫助的年輕人一直很滿意。
到他這個年紀的人，對那些所謂的功名利祿，自然沒有那麼在乎了，甚至陸長川都沒想過自己可以活到現在，見證了大慶翻天覆地的三十幾年，還在永順二十年的時候，到北京給先帝送葬了。
得益於李來亨力主修建的全國驛站系統了，大慶成為了這個時代，郵政通訊最為發達的國家，歐羅巴諸國的使臣對此尤為誇讚，甚至歐洲大陸還傳出了大慶信件皆是七日達的謠言，大慶國的精神公民遍佈歐羅巴諸國。
雖然沒有那麼誇張，但大慶域內的各個省府城市之間，信件傳遞十分迅速。唐二升從沉陽到南寧的加急信件，一般不超過兩個月便能送達。
當然，民用和軍事的系統是分開，而孫可望在李來亨的想法上加入了民事商用，並分出了兩個機構運營，締造了大慶版的“郵政公司”。
唐二升千里迢迢送來的信並沒有說什麼特別的內容，基本上都是一些家庭瑣事，兩人每年固定來往的三封信件中，大半內容都是在談論自己孩子的事業和婚事。
唐二升的大兒子去研究農業機械了，為此父子吵了好幾架，陸長川對此就非常看得開，多次勸唐二升看開點，反正家裡不缺吃喝。他的三個兒子都在公家這邊辦事，直到最小的兒子去搞什麼“蒸雞”之後，陸長川才開始和唐二升一起養成了在信中罵兒子的好習慣。
不過，罵歸罵，沒有了生存壓力，甚至還過得十分滋潤之後，兩人其實只是不能接受兒子的不聽話而已。而且，那個叫蒸汽機，陸長川的兒子也不是去當廚子了。
不過，除了依舊看重土地，覺得除了讀書當官，當公家人和做地主之外，其他都是歪門邪道之外，兩人還是跟得上時代的。
陸長川萬萬沒想到，自己當了孫可望幾十年的兵，剛一打完韃子，退伍回家享福沒幾個月，晉王的人就找上門來了，要請他去當教官，還沒等他考慮好怎麼拒絕，軍情司的人又來了，孫可望有了旨意，戰後第一批退伍的軍官，都鼓勵成為各省軍官學堂，士兵學院的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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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可望哪裡會放過這些實戰經驗豐富的軍官，立國之初的幾十年，是最適合對外拓展領土的。不過不讓他們上戰場，這倒是必然的。
陸長川自然明白鼓勵是什麼意思，只好收拾好行囊，並拖家帶口移居到了廣西南寧府，成為了晉王李定國麾下的一名軍官。他給孫可望打了一輩子的仗，沒想到最後成了晉王的兵。
李定國以徵南為由，保住了六萬兵額，他就藩兩廣之後，便立即開始籌備徵南之事了，廣西的省府也轉移到了中部的南寧府，並把兩萬兵額留給了廣西新兵，加上部隊中的雲南，廣東兵，李定國軍中適應南方溼熱氣候的軍隊近四萬。
在對安南開戰之前，孫可望的軍情司，靳統武的情報部門，都對安南進行了滲透，兩年的時間，孫可望和李定國對安南的地方局勢基本上做到了瞭如指掌。
兩兄弟甚至還完成了一次堪稱完美的外交配合，一個黑臉，一個紅臉，成功迷惑了後黎朝的鄭主鄭柞，使其在永順三年，和原本歷史上一樣，率主力，挾黎神宗皇帝南征阮氏，整個安南北部防備空虛。
李定國在廣西練兵三年，在兩廣的財政和中央的特別支援下，重新打造了一支實力強勁的大軍，無論是裝備，還是軍隊素質，都遠超鄭阮兩軍。
最終，在鄭主南征阮主的時候，孫可望以逆臣奸佞為由，拒絕了承認鄭主的合法地位，並打出了“奉行天命，剿逆安民”的旗號，讓李定國率兵南征，除暴安良。
而李定國之前一直假意和鄭主交好，承諾要為對方爭取南京中央的認可的，這個時候也只好勉為其難，奉旨出征，畢竟那是天命。
當然，僅僅有天命還是不夠的，莫朝殘餘勢力也成功被李定國裹挾上了，莫家就這樣得了天命，莫名其妙就從慶國借到了復國的兵。
雖然莫家已經基本上被沒了復國的能力，但相較於慶國而言，安南的地方勢力和百姓更能接受莫朝，那些對鄭主有異心的後黎朝軍閥豪強，也有了服眾的理由——莫氏氣數未盡，天朝神兵助戰，紛紛起而響應。
李定國大軍兵分兩路，一路從思明，太平兩府出發，挾持高平地區聚集的莫朝殘餘兵馬，迅速攻取了太原，山西二府，另外一路在南洋水師的助力下，直接從海陽登陸，沿江而上，兩路夾擊升龍府。
南征的鄭主鄭柞還沒反應過來，整個紅河三角洲基本上已經被李莫聯軍控制了，軍心浮動之下，更是被尚不明白情況的阮主趁機擊敗，主力盡失。
此後，李定國親自坐鎮，率領三萬大軍駐紮在安南北部各府，並源源不斷從海路獲得兩廣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援。同時，李定國在將廣西培養的官員帶到安南，並和安南的地方豪紳合作，組建起了一整套維繫統治的制度。
對於李定國來說，安南是他封地的戰略縱深，是對抗孫可望舉全國之力削藩的腹地，不止是遷移了五十多萬兩廣民風彪悍的山民移居紅河三角洲，更是同時任用了不少安南出身的豪強官員到兩廣，晉系官員將領和安南貴族的聯姻也十分普遍。
畢竟，紅河三角洲這塊膏腴之地，加上廣西諸山的阻隔，根本就是天然的後方基地，李定國的戰略眼光向來都不差，自然十分注意這塊新領地的經營，並花了十五年時間平定了南方的阮主，消滅了佔城，擊敗了高棉，暹羅等國，還獲取了另外一塊三角洲作為拆分鄭阮兩派豪紳的移民新目的地。
除此以外，李定國在十五年的戰爭中，還從西面的幾個王國和部落中不斷獲得土地，但由於山脈的阻隔，在這個方向的進展並不大。
當然，伴隨著戰爭和征服，還有對於安南文字，歷史的篡改和消滅，以及漢文明對於占城，高棉等國的文化馴服和取代，這些在李定國永順十八年仙去，安南，占城，廣南三省正式設立之後，仍在一步步進行的。
歷史從來都是殘忍的，許多文明根本沒有生存下去的機會，十七世紀仍舊是弱肉強食，沒有所謂的國際法，國際組織制約各種非人道事件的世紀。
而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瀾滄江上游，遼河流域，以及如今的黑龍江流域，紅河流域，瀾滄江下游，儘管存在著自身的固有缺陷，但漢文明的拓展能力是母庸置疑的。
在對南戰爭的那些年，為了鞏固統治，供養龐大的軍隊和官僚體系，李定國也學習孫可望，並結合當地鄭主，阮主的政策，透過鼓勵商業，建立官營錢莊，發行債卷，開展海貿，增收商稅等途徑籌集了立國之初征戰所需的大筆資金，極大減輕了平民的稅收負擔。
與此同時，這些資金相當一部分也用在了發展農業技術，設立書院，工坊，修築官道等方面上，特別是李定國為了和孫可望對抗，還特別注重吸引在北面一方不得志的文人，軍官，甚至是工匠，保護他們的異端思想，以及不受待見的技術......
在李定國攻取安南，占城，高棉等國大量領土，獲得了極大戰略縱深的同時，鄭成功也已經完成了對臺灣的軍事佔領。
早在永順二年，經過了兩年準備的鄭成功便開始了對臺灣的軍事進攻，因為獲得了孫可望在戰艦技術，稜堡攻防方面的支援，鄭成功最終在半年之內，便成功驅逐了荷蘭人，雖然損失依舊慘重，但並沒有原本歷史上的那般慘烈，這使得鄭成功有了更多力量完成對整個臺灣地區的開拓。
而孫可望在其中依舊扮演著調停的角色，不過這一次輪到了鄭成功唱黑臉，他來唱紅臉。臺灣自然已經屬於鄭成功了，孫可望和鄭成功的一唱一和使得荷蘭人放棄了最後一絲僥幸心理，只能承認大慶對臺灣的主權。
畢竟，和大慶這個龐然大物在遠東為敵，是一個愚蠢的行為。相對應的，孫可望也允許他們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一樣，前往大慶的各個口岸通商，展開貿易，其中自然也包括臺灣的口岸。
而透過這一次海戰，無論是孫可望，還是鄭成功，都加速了對於西方造船技術的引進和新式戰艦的製造，海上的軍事優勢越來越被重視。
十年時間，鄭成功從福建藩地內遷移了四十多萬百姓前往臺灣，並透過戰爭，貿易，安排麾下文官武將和酋長，土著國王聯姻等手段，實現了對臺灣的整體征服。
不同於安南已經有了成熟的文化體系，文明發展程度也已經相當高，臺灣地區還是一片荒蕪，地方土著尚且停留在奴隸制，鄭成功直接照搬了大明的舊制，稍稍改進之後，依託於移居開荒的四十多萬百姓，十二個城鎮，完成了對臺灣的基本控制。
臺灣的土地在經過了開始十年的開墾和水利建設之後，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福建，浙江移民，也因為極其關鍵的地理位置，臺灣西面沿海的幾個城鎮也在十幾年之內，迅速成長為了商貿繁榮之地，人口從一開始的兩三萬增長到了十餘萬。
永順十三年，鄭成功突發疾病，暴斃於臺灣島東寧府，孫可望在葬禮結束之後，迅速採取了行動，鄭成功的大兒子鄭經繼承了閩王爵位，還有福建的藩地，但是臺灣被收歸了中央。
之後數年間，隨著周邊地區逐漸被平定，劉文秀，李來亨相繼閒住家中，不理政事，兩人的封地名存實亡，孫可望得以屢屢施壓，閩藩兵馬很快被裁撤過半，更無和中央對抗的實力，閩藩封地也被逐漸收回，最後收縮到了漳泉二府。
直到永順十八年，在李定國和手下文武的長期戒備和不斷征戰的情況下，孫可望一直都沒有機會對晉王一系動手，而這個時候，隨著北面，西面的擴張，大批強悍的軍隊駐紮邊疆，遷都北京成為了大慶王朝更加重要的事情，身體欠安，沒有多少時日的孫可望更加無暇南顧。
畢竟，守著南京的白銀和糧食，把最能戰善戰的二十幾萬邊軍丟在北面和嶺南，可不是什麼明智的行為，這是孫可望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最終，雖然李定國比孫可望先走了一步，但隨著安南，占城，廣南嶺南三府的正式設立，晉藩的實力進一步壯大，實際控制的野戰兵馬也達到了九萬之巨，甚至和暹羅等東南亞國家的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而孫可望在離世之前，也完成了遷都，西域都護府，北庭都護府，興北都護府以及陝甘，北京，沉陽三大邊軍軍區，西南，中原，江南三大內地軍區的軍務調整。
大慶王朝的西疆，北疆，南疆都有強軍拱衛，南洋，西伯利亞，中亞等地區的慶國船隊，冒險隊也愈發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