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權位，已經傳到了第五代君主伊斯梅爾手裡，在阿里時代，埃及就已經走上了輝煌的頂峰，不但統治者包括阿拉柏半島在內的廣大阿拉柏地區，而且從奧斯曼帝國手裡搶走了哈里發的頭銜，致力於重建阿拉柏帝國的輝煌。

但在阿里之後就持續下滑，阿里時代打造的官辦工業體系，透過榨取農民維持工業生產，在阿里時代後期基本上就破產了。在其他工業國，主要是歐洲工業國商品的衝擊之下，埃及根本不可能誕生出本國的工業。官辦工業的低效率，連本國人都不樂意使用官辦產品。到了第二代君主，基本上就關閉了這裡官辦工廠，只留下了兵工廠、造船廠等少數戰略工業，棉紡織廠、被服廠之類的工廠，不是關閉，就是變賣。

中國雖然控制著蘇伊士運河，可事實上在埃及的投資並不多，商品輸入也不多，因為這裡距離歐洲實在是太近了，法國為什麼在敘利亞能形成資本優勢，就是因為法國距離這裡只隔著一個地中海，而從中國到埃及，要經過比地中海更大的南海，接著是印度洋，然後是紅海，如此漫長的海運距離，導致中國商品在這裡不佔優勢。

因此官辦工業破產之後，埃及的工業一致很難發展起來，除了少量紡紗廠之類的初級加工業之外，埃及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國家，以出口尼羅河三角洲的農產品維持。

幸好中國管理的蘇伊士運河效益日益提高，每年能帶來上千萬英鎊利潤，根據協議，埃及政府可以分得五百萬英鎊。這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對於埃及這種農業國來說，基本上是他收入的一半以上。

管理運河的歐洲公司，在埃及也就享有了特殊地位。

但埃及依然無法擺脫歐洲的滲透和影響，法國投資敘利亞等中東沿海地區，英國直接投資埃及本土，法國壟斷蘇伊士運河以東的鐵路，英國則壟斷了蘇伊士運河以西的鐵路，英國還從埃及滲透到了非洲內陸，在蘇丹地區開發礦產，壟斷了幾座銅礦；法國則在敘利亞開發鉀鹽。

由於英法的滲透，以及埃及儘管依靠歐洲公司，但其實對蘇伊士運河也是虎視眈眈，做夢都想收回來，因此他們其實也有意促成歐洲勢力在埃及跟中國勢力相互平衡。

結果到了第五代埃及統治者手裡，他的思想十分西化，十分親近歐洲，公開宣稱“我的國家不會再在非洲長存，我們已經是歐洲的一部分。我們得放棄以前的做法，並採納適應社會狀況的新制度。”

之所以親歐洲，一方面是伊斯梅爾家族本身就是阿爾巴尼亞人，是無可爭議的歐洲人，另一方面他是在巴黎接受的系統教育，所以對法國大革命那些觀念是相當崇尚的，法國一場大革命，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思想衝擊，影響力遠超他們的國力，別說埃及了，就是中國，也有大批受到大革命精神感染的精英，這還是在中國國力強勢的情況下，埃及國力的虛弱，讓埃及人不可能有什麼文化自信。

所以伊斯梅爾上臺之後，做了大量改革，改造了關稅、郵政制度，鼓勵商業，建立製糖工業。大規模興建公共工程，在首都開羅西端模仿巴黎建造一座城市，改良亞歷山大港，大肆興建鐵路工程，埃及和蘇丹從原本沒有一條鐵路的狀態，發展成非洲鐵路最密集的地區。

以一個農業國進行如此規模的建設，是十分吃力的，靠埃及的財政根本無法支撐，所以埃及的外債規模很大，外資規模也很大。可以說這些建設，就是建立在高負債和外資的基礎上的。

外資是一個好東西，但如果作為本國資本的補充，是很好的，可以帶來新技術，新的管理方式和思想，可如果外資成為統治級資本，那就大大不利了，會造成大量利潤外流，本國淪為殖民地經濟，持續失血。小國自不用說，連俄國這樣的大國，在19世紀末期，在大量外部投資下，經濟飛速發展，可經濟危機爆發後，外資大量抽離，導致俄國爆發了革命。

伊斯梅爾現在已經執政了十年之久，他所能進行的改革基本都進行了，甚至建立了埃及議會。

可距離他理想的狀態，相距甚遠，不同的文化和歷史背景，導致了各種問題。大量的外債和外資，已經嚴重壓制了埃及本國資本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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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想要改變，已經為時已晚，因為伊斯梅爾發現，埃及根本無力抵抗。欠了英法和中國三億多英鎊債務，歐洲公司的債務有運河收入擔保，英法的債務，卻只能不斷的將礦產等資源抵押出去，甚至連海關現在都被英法和歐洲公司控制。

由於已經無法從運河收入中直接得到財政收入，所得都被用來償還債務，關稅也基本上被三國拿走，這讓伊斯梅爾即排斥歐洲公司，又排斥英法，經濟困難，加上數代君主的現代化改革，埃及新生的民族主義者排外情緒高漲。

要求收回運河，收回海關，收回鐵路，收回礦產。這時候伊斯梅爾反而害怕了，收回這些東西他也想啊，可真這麼幹了，估計埃及就完蛋了。落後國家的尷尬就在於此，不發展，死路一條，發展了，矛盾激化。除非咬牙一口氣衝上先進國家陣營，一個停頓，就是萬劫不復。要麼是因為發展，點燃了矛盾，社會崩潰，陷入長期的暴動和混亂之中，非洲大多數國家和阿拉柏國家後來就落入這樣的困境。要麼是停頓之後，再也積攢不起力量，陷入了長期停滯之中，阿根廷、菲律賓等南美和東南亞國家就是這樣，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上不下。

由於伊斯梅爾不敢跟世界三大列強同時叫板，反倒是讓他改革中培養出來的民族精英，開始對他不滿，將埃及的貧弱歸因於伊斯梅爾的軟弱上來。

大革命的思想是一把雙刃劍，激發出來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是改革的動力，同時過於強烈的民族情緒和愛國情緒，卻失去了理性，傷人傷己。

伊斯梅爾這幾年只能不斷的壓制民族運動，對民族主義情緒開始憂慮不已，同時採取加強宗教信仰的方式，希望透過共同的回教精神，團結所有民族。

這種情況，直到德法開戰之後，終於得到了改觀。就好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國民族工業得到了一個巨大的發展機會一樣，德法戰爭爆發之後，英法商品無力繼續傾銷埃及市場，英法資本也無力繼續入侵埃及，甚至開始從埃及撤退，廉價變賣了大量資產。

於是一直苟延殘喘的埃及紡織工業得到了喘息之機，不但完全獨佔了一個過去被英法壟斷，開闢出來的市場，甚至由於英法陷入戰爭之中，埃及產品都可以出口歐洲。諸如基於埃及棉花的紡紗、紡織工業，加工埃及小麥的麵粉加工業，開始蓬勃發展。

這其實也不僅僅是埃及獨有的機會，沒有參戰的國家，都能享用這個歐洲資本和商品退出，留下的市場空間。只是埃及近水樓臺，加上有一定基礎，發展的格外快速。戰爭打了一年，埃及迅速成為世界上排名靠前的機器進口大國。

經濟迅速發展，財政也大大改善，加上英法陷入戰爭，英鎊和法郎大幅度貶值，以英鎊和法郎計價的債務，大大的縮水，英鎊暫時還算穩定，可法郎因為已經進入了印鈔注水階段，在國際市場上，法郎紙幣大幅度貶值，埃及利用改善的財政，收購這些廉價法郎，償還了大量外債。

按照這種速度，埃及財政顧問認為，埃及有可能在兩年內償清法國債務，三年內償清英國債務。

可英法兩國依然掌握著埃及帝國境內大量的固定資產，鐵路、礦山，甚至港口，這些固定資產可不會縮水，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英法是願意變賣這些資產的，但問題是埃及買不起。

唯一能提供財政支援的是歐洲公司，但中國也參戰了，幫主埃及收購這些英法資產，相當於為英法募集戰爭經費，歐洲公司這種有立場的大公司，是不敢這麼做的，儘管沒有任何法律限制，可他們是聚光燈下的特殊公司，引起輿論攻擊的損失，遠超給埃及放貸的收益。

因此主要鐵路和礦產依然掌握在英法手裡。

終於在皇太子批准水師制定的海陸推進方案之後，歐洲公司給埃及提出了這樣的建議，對英法宣戰，然後凍結甚至強行沒收英法資產。

老實說，埃及很心動，但伊斯梅爾卻沒有馬上答應。

阿里家族的人都十分謹慎，這也是為什麼阿里家族能夠崛起，而奧斯曼帝國卻衰落了，因為阿里十分善於對列強妥協。阿里如此，能說出埃及是歐洲國家的伊斯梅爾，同樣如此。

如果能透過宣戰，沒收英法資產自然好，可大國戰爭這是獅子的遊戲，伊斯梅爾清楚，埃及雖然藉助機緣，國土龐大，人口眾多，但卻只是一頭虛弱的肥羊。獅子打架的獵場上，他們躲得越遠越好。

奧斯曼帝國就是前車之鑑！（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