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和豪強這兩個稱呼，經常被聯絡在一起，但其實還是有差異的。地主簡單說，擁有較多土地的人，都可以稱為地主。
但並不是所有地主都是豪強，能夠上升到豪強的，能稱得上豪強的其實都是比較大的地主，而且豪強不僅是在經濟上佔有了更多土地，更是擁有很大的特權。
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傳》中形容漢代的豪強“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縣，下富霸一鄉一里”。擁有了足夠多的土地，就能夠稱為地主，但要晉身豪強可沒那麼容易。
漢代豪強最大的特點，就是在地方上，擁有極大的特權和勢力。這些特權是怎麼來的？可不僅僅是因為地主，擁有更多土地，在經濟上更加強勢這麼簡單。
漢代的豪強之所以能量巨大，是因為他們不僅有錢，而且還掌握了大量的人力。
漢代，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穩定封建王朝，是青銅時代真正進入鐵器時代後的第一個穩定大帝國。隨著農耕技術的提升，農莊經濟成為了漢代競爭力最強的經濟形態。
這種農莊經濟是經濟自然進化的產物，是資本逐步聚集的結果。大大小小農莊的形成，一方面可以使得農業資本得到集中使用，效率更高，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的人口，依附於這些農莊。
農莊的人力聚集，主要是依靠宗族與徒附。
宗族勢力的形成，主要以血緣關係為紐帶，以共同的祖先為信仰，形成的利益共同體。這種共同體還會透過姻親關係，進行密切的勾連，形成巨大的資源網路。掌握這種宗族勢力的，就是各個宗族的所謂嫡脈、家主。
宗族勢力的發端，是互助，透過宗族將分散的資源聯合起來，集中運用，可以更容易共同對抗各種災害和意外，保持家族的繁衍。
隨著這種宗族勢力的發展，擁有較多人口的宗族，就會日漸強大，而領導這些宗族的族長，可以調動整個宗族的人力物力，自然就有了更大的權勢，就演化為豪強。
這種自發衍化出來的豪強，主要依賴的是地方宗族的人口眾多，也就是一鄉一里的下富。這些下富如果僅僅透過本宗的人口繁衍，其實發展是極為緩慢的。
但這些小豪強，透過經營農莊，不斷吸收那些破產自耕農為徒附，其經濟實力和掌控的人口，就會迅速的上升。與此同時，經濟能力的提升，使得這些豪強的子弟，能夠獲得受教育的機會，進一步開啟階層上升的通道。
漢代繼承秦法，實行郡縣制，但除了縣令、縣長、縣丞、縣尉等少數幾個官職，是由朝廷進行指派，其實縣中更多的基層胥吏都是在本鄉本土中選任。
受過教育的豪強子弟，自然更容易被縣令選中，成為縣吏。這些出身豪強家庭的縣吏，左手掌握官府的權力，右手掌握本地的經濟和人力，自然就會逐步發展為霸一縣的中富。
當這些中富、下富聯結起來，就可以壟斷一縣的各種權力，甚至架空朝廷委派的縣令等官員，與朝廷爭奪社會管理的主導權，這就是為何漢代打壓豪強，是一種政治常態。
這些大小豪強，壟斷了基層權力，與漢朝的中央集權不斷進行博弈。漢代下派官員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這些豪強爭奪基層社會管理的主導權。
三國時期，很多著名的歷史人物，都是出身於這樣的豪強勢力，最出名的應該就是曹魏的李典了。除了李典之外，程昱、許褚，其實都是豪強出身的代表人物。
李典的家族，居於巨野澤附近的乘氏，掌握的宗族、徒附、食客多達數千人，依靠這些人力，形成的私人武裝，甚至能與呂布進行對抗。
歷史上，程昱不僅是東阿的豪強大戶，甚至憑藉智慧的名聲，能夠與兗州刺史劉岱相交。只是程昱沒有看上劉岱，最後效忠了曹操而已。
許褚同樣是典型的豪強出身，聯合地方勢力，結烏堡對抗黃巾餘部，並因此名聲日盛。在歷史上，曹操的勢力進入豫州之後，才徵辟了許褚、李通等地方豪強。
豪強的一大特點，就是掌握了一定的私人武裝。亂世出英豪，漢末戰亂頻繁，給了這些豪強更多的機會，魏蜀吳三國其實很多名臣、將領都是豪強家族出身，投靠了曹、劉、孫三個勢力。
然而在漢末之前的和平時期，豪強其實一直是漢廷大力打壓的物件，一般的豪強，能夠達到霸一縣的程度，就已經碰到了天花板了，很難再繼續擴張勢力。
從整個大漢帝國而言，一縣之地，其實已經還是社會基層，霸佔一縣的豪強，也不過是土霸王罷了，相對整個大漢帝國，依然渺小的很。
這些地方上的小豪強，其實很難參與進帝國的真正管理核心，帝國的管理權，其實是被士人和功勳家族所把持，輪不到這些豪強插手。
例如歷史上的程昱，學識、智慧、財富都不缺，但卻一直沒有入仕進入帝國管理層的機會，直到漢末亂世開啟，才能借黃巾之亂宣告遠播，年過五旬，才被曹操徵辟出仕。
能夠霸一郡的地方豪強，其實都不是僅僅依靠地方勢力崛起，而是依靠混入了仕途才能發到起來。沒有足夠的官方勢力支撐，怎麼可能與兩千石的郡守、國相進行博弈，達到霸一郡的程度。
這就要提到漢代的兩個真正的特權階層，士人和功勳貴族。
士人是讀書人的統稱，但這個稱呼其實是從春秋戰國時期為貴族服務的“士”演化而來的。
秦漢之前的周朝，實行的是真正的封建制度，即所謂的分封建制，管理國家的是大大小小的貴族，貴族是依靠血脈關係進行傳承的。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周朝的中央集權衰落，諸侯相互競爭吞併，這些貴族就開始從民間選用了大量有才能的人，來為自己服務，這些從民間崛起的新階層，就是“士”。
戰國時期，養士之風盛行，有名的春申君、孟嘗君門下食客數千人，這些食客都可以統稱為“士”，這個時代計程車並沒有明顯的文武之分，只要有一定才能，又願意為貴族服務，就可以成為士。
秦統一六國，不僅重新建立了大一統的新帝國，而且廢除了分封建制，開始實行郡縣制，這是非常大的變革，引發了社會階層的重新分化。
原有的血脈貴族階層消失了，但國家需要官員進行管理，需要新的階層替代這些貴族。秦代重法，壓制儒家，新興的管理階層，主要是那些立過功勳的將士，也就是功勳貴族。
秦二世而亡，漢承秦制，延續了郡縣制的架構，漢初的官員階層，也主要是來源於漢朝建立過程中的功勳貴族。但經過修養生息，漢朝的統治穩定下來後，帝國管理的複雜性也隨之上升，只用功勳貴族來管理國家已經不夠了。
自漢武帝時期，開始獨尊儒術，其實就是大漢朝廷，為滿足中高級人才的需要，而作出的變革。漢武帝之後，大量的讀書人，才得以入仕為官，讀書成了庶民躍升為帝國官員的新途徑，由此產生了新的階層，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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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由此開始，士人才成為讀書人的統稱。士人實際上，最早來源於平民階層，是春秋戰國貴族豢養的食客的一部分。在漢武帝之後，才專指那些讀過書的人，至於食客中，沒有讀書的那部分人，則轉化成了“遊俠兒”。
漢初的士人階層實際規模很小，但出於帝國管理的需要，隨著教育的普及和經學的發展，這個階層才得以迅速壯大，到了東漢，已經成為帝國官員的核心力量。
士人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教育需要經濟實力為支撐，自然就會與掌握了大量經濟資源的地主、豪強結合在一起，許多地主豪強子弟，因此拿起了書本，逐漸開始儒家化。
帝國的權力掌握在官員手中，這些讀過書的士人就有了入仕做官的機會，自然就吸引了大量地主豪強子弟的加入。但隨著士人規模的擴大，帝國的官職反而不夠士人的分配了。
士人之間，為了奪取這些官職，展開了內部的激烈競爭，僅僅是讀過書，已經不足以充任帝國官員了，大部分的中小地主、地方豪強子弟，即使能讀書識字也被排擠出了帝國官員群體之外。
競爭的勝出者，逐漸壟斷了大漢帝國的官職，在學術上形成了經學的十幾個流派，只有這些流派的傳承者，才有機會獲得大漢的官職，這就是經學宗法和家學傳承的由來。
所謂古今經學之爭，固然有著很多學術領域的因素，但其背後，也同樣隱藏著對官帽子的爭奪。
當這種官員的壟斷程度逐漸加深，兩漢四百年，衍生出了諸多世代子弟能夠入仕為官的家族，這就是世家。
頂級的世家，經常有子弟能夠出任三公九卿的高位，甚至連續幾代有人出任三公，例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安陸黃氏等。
次一級的世家，則是所謂的世代兩千石之家，經過家族的系統教育培養和人脈支撐，家族子弟幾乎每代都有人，能夠出任兩千石的官職。
再差一級的，就是家族中出過兩千石以上的官員，同時有諸多的子弟，不斷的出任六百石、千石官員，隨時可以衝擊兩千石級別。
至於那些家中近幾代只有千石以下職位的，已經不足以稱為世家了。只能算是普通的士人家族。這樣的家族如果有一兩代人沒能繼續入仕，就會衰落成“寒門”。
秦漢採用郡縣制，消滅了血脈貴族，頂替上來的帝國管理階層，無論是功勳貴族還是士人，其實最早都是來源於平民階層，但經過數百年的發展，這些管理層的後人，再次壟斷了帝國管理層的官職資源，已經形成了新的特權階級。
打個不恰當的比喻，漢帝國官員的選任，類似於後世的大公司招聘，基本的招聘要求就訂到了碩士研究生畢業。但這些特權階層卻壟斷了碩士生導師的資格，那麼能夠入選的不是他們的後人，就是他們的弟子。
普通的豪強，雖然有機會送家族子弟去接受教育，但只能讀到本科畢業，即使能力很突出，但按照只招聘碩士生的條件，他們永遠沒機會得到選任資格，除非他們把這些子弟送入導師的門下，這就是漢代門生關係的重要性。
丁寬出身小吏之家，就是依靠拜師徐淑的關係，才能勉強混了個士人的身份，漢末的刀兵戰亂，打破了和平時期的官員晉升體系，才使得他有機會脫穎而出。
漢代的兩個特權階層，士人階層是依靠儒家經學體系構成的，透過血脈、姻親、門生和故吏，編織了巨大的社會關系網路，幾乎壟斷的了漢帝國的管理權。
這些編織社會關系網的各種關聯，血脈、姻親、門生、故吏，都是私人的社會關系。但士人集團牛逼的地方就在於，他們把這些私人關系的維繫方法，抽象到了道德的高度。
大漢士人以儒家道德為標準，為士人整個團體，建立共同遵守的行為模式，並成功把這種行為模式，推廣成為整個帝國整體共識。
這種被群體所接受和遵循的行為標準，就脫離了私人關系的範疇。只要個體的行為，達到了這個標準，就會被整個群體所接受，這就是所謂的名望。
道德標準一旦被抽象出來，輕易是不會作出太大改變的，這就保持了整個士人集團的整體穩定性。同時也使得整個士人團體，能夠依照共同的步調來行事，更容易團結力量。
至於功勳貴族，其實是依附在皇權之下的，包括宗親、外戚、甚至宦官的家族。這些功勳家族透過與皇帝的密切關係，成為皇權的外延，與已經發展成龐然大物的士人集團，共同壟斷帝國的高層權力。
只不過功勳貴族對皇權的依附，是建立在皇帝個人的喜好之上的。這種喜好，既不穩定，也很難透過血脈進行傳承，就造成了功勳貴族內部經常的進行更迭。
大漢的功勳貴族，是代表皇權來掌管國家權力的，外戚、宦官之間的不斷鬥爭、傾軋，其實是功勳貴族之間的權力之爭，大部分時候，士人集團是在冷眼旁觀的，把這當成了皇權內部的家事。
皇權是帝國架構的天然最高權力，士人集團對國家的管理權，也是依附在皇權之下。只是士人抽象出來的道德規範，一旦成為了整體社會的規範，卻反過來開始制約皇權。隨著士人集團的發展壯大，與皇權的衝突就不可避免了，這就是相權與皇權之爭。
皇帝依靠功勳貴族集團牢牢把持了中央那張椅子，士人集團以道德體系為團體的共同理念，圍繞著這張椅子，將“忠”、孝這些理念，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準繩。
中央的椅子只有一張，被神話為龍椅，漢朝士人集團，並沒有想要去搶奪那把椅子，但卻在龍椅之下，多設一些高階的凳子，與這張龍椅共享權力。
坐上龍椅的資格是靠皇家血脈來傳承的，在帝國時代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正義性。龍椅邊的的凳子，則主要是由士人集團和勳貴集團在分享。
但隨著大漢的發展，帝國管理的復雜程度越來越高，圍繞在龍椅周圍的凳子，獲得的權力也越來越大，甚至有了與龍椅爭端權力的能力。
圍繞坐龍椅資格和做凳子資格的爭奪，就是大漢幾百年來中樞權力傾軋的實質。尤其是東漢天子壽命普遍較短，更是加劇了這種爭奪的烈度和頻率。
而宦官也憑藉與東漢天子的親密關係，獲得了坐上椅子的資格，與勳貴、士人爭搶起來這些凳子，這就是黨錮之禍的根源。
有經學流派為依託，漢朝士人集團內部分配凳子，有一定的規範和秩序勳貴，最後形成世家，可以把做凳子的權力世代相傳。
宦官與勳貴之間的爭奪，則更加的血腥和無序，而且很難把權力繼承給後代。這就是為什麼，曹操曹孟德，出身勳貴家族，有極深宦官背景，卻要一心擠入士人集團的原因。
世家、勳貴、宦官，在中樞之內，搶奪的是圍繞龍椅的凳子。但到了地方上，搶奪的就是地方的話語權。能夠大富霸一郡的，只能是世家、勳貴、宦官這種，有搶凳子資格的家族。
隨著時間的推移，世家、勳貴、宦官對中樞的凳子、地方的話語權，壟斷的越來越緊密，社會階層日漸固化，壓制其他人的層級躍遷機會。
很多被壓制的士人，對把持了帝國權力的皇族、世家、勳貴、宦官日漸不滿，加之皇族、世家、勳貴、宦官對社會的各種強取豪奪，才造成了漢末衝突的愈演愈烈。
黨錮之禍，是權力分配失衡的結果，也是漢末亂世的前奏。只是由於宦官群體，恣意貪贓不法，明目張膽的巧取豪奪，使得黨人有了道德的至高點。但本質上，黨錮之禍仍然是對權力的爭奪。
靈帝一朝，從清算竇武的辛亥政潮開始，歷經黨錮之禍、黃巾之亂、何進被誅、董卓進京，原本的社會秩序已經徹底崩塌。
丁寬要建立新王朝，不僅要擊敗諸多乘亂而起的諸侯，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建立這些社會階層的新秩序，將社會矛盾重新緩和到可控的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