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春節前，臘八那天我家殺豬了。這是我們家土改後飼養的第一頭母豬。這頭豬是蘇聯當時支援東北的優良豬種——烏克蘭大白豬。母豬是去年9月配的種。幾個月來，它長得越來越肥。老楊家大爺說它不像帶上崽子了；因為，懷孕的老母豬不會這樣胖。趙大娘認為這個豬已經帶上崽子了；因為它太胖了，才看不出來帶崽子了。鄰居們有贊成老楊家大爺觀點的，也有贊成趙大娘意見的。殺豬的人肯定地說這頭豬沒有帶崽子；於是，把它殺了；結果，殺出了12只已經長全了毛的大豬仔子。父親和媽媽追悔莫及。趙大娘罵了殺豬的：“你呀！缺德！良心的大大的壞了壞了的！殺生害命，早晚得讓閻王爺抓去。”

大學讀書時，在蘇聯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留學的副博士王老師講過在莫斯科的大學裡吃過燒乳豬；並且講了“乳豬”的培育過程。他說，蘇聯的畜牧專家創造一種科學的生豬育肥方法。母豬生完第一胎，第二次懷孕之後，開始育肥；當母豬臨產時，殺掉；這時的豬肉最香、營養價值最高；沒有出生的小豬就是做燒乳豬的最理想的高階原料。他說，在莫斯科的時候，中國留學生的生活待遇是挺高的，可以在教師食堂用餐。王老師講，在特別饞的時候，就去品嚐只有學校教授可以吃的燒乳豬。我聽他講的時候，嘴裡的唾液猛烈爆發，差一點流出哈喇子。下課時，我對孫殿卿講：“土改時，我家養的烏克蘭大白豬在快生產時，臘八那天給殺了，殺出12個大豬仔子，全都扔到荒草甸子裡餵狗了。”孫殿卿以開玩笑的語氣說道：“那個時候蘇聯光給大白豬，也沒有告訴你們吃豬肉的科學方法？”

春節過後，父親到縣裡去開會，參加村幹部培訓。回來的時候，父親對媽媽說：“開會的時候，楊木崗的幾個人，看見我之後，老是鬼鬼祟祟、嘀嘀咕咕，躲著我。”媽媽：“可能是土改時鬥爭了三叔，看見你不好意思了唄。”父親：“不像。我總覺得他們背地裡有鬼。”媽媽：“管他呢！他在楊木崗，咱們在黑臺，河水不犯井水，有鬼能怎麼的。”

父親和趙組長都是區裡在黑臺村土改後發展的黨員。在區裡召開黨員會，討論侯補黨員轉正的時候，父親沒有透過轉正。原因是楊木崗方面向縣裡寫了檢舉信，說我父親是楊木崗傅家燒鍋的大少爺，是大地主。雖然入黨時父親已經說明了過去開燒鍋（傅家燒鍋在九一八事變時就破產了）的情況，既然有了檢舉信，取消侯補期，不予轉正，也屬於正常現象。關鍵在於父親對於加入**還沒有達到成為**員應具備的思想水平，是不是**員也不是他的刻意追求，所以，對於不予轉正，沒有做任何爭辯。同時，父親辭去了村文書，不再當村幹部了。奶奶和媽媽對父親沒有成為黨員，不當村文書都沒有什麼惋惜的表示。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區政府的一個幹部來家裡串門。他對父親沒有轉正、不當村文書了，很是忿忿不平。父親倒是比他更看得開，反到勸了他幾句。有幾句話對我印象較深。區裡的幹部問父親：“你是不是得罪了你們的藍村長？”“沒有！”“不對吧？”父親略微思考一會兒，說道：“啊！明白了。就是土改時從被鬥人家挖出的貴重的、準備村裡公用的鬥爭果實，鎖在村公所大櫃裡；大家讓我拿著鑰匙，村幹部不到齊，不能開啟；任何人不得擅自動用。”區幹部：“是不是藍村長有什麼想法？”父親：“是。我一直頂著。我不能跟他沾那個包啊！就連偽滿時，在興農合作社日本人大木先生走了，把合作社交給我管，八一五時合作社裡的東西我可以隨便拿，我連一根大頭針都沒有動一動。做人嘛，不論什麼時候，不能公私不分；不管如何，也不能跟著那個人走偏道。”區幹部：“原來是這樣！行了。那個村文書當不當也沒什麼意思。現在用人的地方有的是，早晚我們會幫著你找一份好工作。”父親：“在家裡呆著挺好。種地、釣魚……也挺好的。”

夏天，調到伊春林業局當局長的、原黑臺區畢區長回來，歡送區裡幹部南下參加新解放區政權建設。臨回伊春之前，來到我家。寒暄一陣子之後，畢區長說道：“老傅啊，別在家裡呆著了。到我那裡去吧。我們林區就缺你這樣的人。”父親：“在家裡種地挺好。不願意動彈。”畢區長：“怎麼說有個公職也比種地強。”父親：“我再尋思尋思。”

轉眼到了割地的季節。學校放農忙假，我和父親一起到地裡去割包米。路過學校操場的時候，看見新搭起的舞臺下面有幾十個學生在學唱歌。

天氣十分晴朗，已經冷了，我坐在父親趕著從趙組長家借來的牛車上，披著棉襖，注視著唱歌的那群同學。歌詞沒有聽清，“……前進，前進，……”迴響在空蕩的操場上空。

父親問：“今天是幾號了？”答：“大概是十月一號吧。”父親：“是，是十月一號。**要建國了。”

我和父親割包米回來，黑臺街裡十分寧靜。到了家裡，趙福和孟憲剛都來了。孟憲剛：“學校通知，明天全體到校，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問：“光我們學校慶祝啊？”“不是，全區開大會慶祝。”

10月2日，黑臺街裡到處張貼著用彩紙書寫的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萬歲！”“**萬歲！”在通往火車站的大路旁的電線杆子上出現一條寫著“慶祝**當皇帝！”的標語，引起了人們的驚詫，議論紛紛。區政府的幹部十分緊張，立即組織區中隊的民兵進行追查。後來有人說那條標語是朝鮮族群眾寫的，他們對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的稱呼在語言方面表達的不恰當，把“主席”和“皇帝”當成一個詞彙；這條標語也就沒有人去追究，不了了之。

冬天，畢區長又來到我家。閒扯幾句之後，畢區長對父親說：“我已經從伊春林業局調回來了。”父親：“又回區上了？”畢區長：“不是。調到東安地區運輸公司了。”父親：“給個什麼官？”畢區長：“運輸公司經理。”父親：“這回離家近了，比在伊春林區好。”畢區長：“我這次來，還是讓你出來工作的事。我在公司裡摸了一下情況，業務人員太缺乏，別在家裡蹲著啦，出來吧。”父親猶猶豫豫，未置可否。

畢區長走後，媽媽對父親說：“畢區長來了兩次了，你是諸葛亮啊！不願意出去工作也行，你總得給畢區長一個面子吧。反正在家呆著也沒事，明天就去一趟東安，到那看看，行，就幹，不行，再回來。”父親：“行。過幾天我去一趟。”

1949年末，父親去了密山地區運輸公司工作，直到退休。

1949年寒假，我小學畢業了。在二十幾名同學中，我的畢業考試排名第7名；算是上中等的學生罷。馮常友去年考上了東安聯中，是我們東街土改後第一個中學生。我和趙福也準備去考密山中學（東安聯中改名為密山中學）。

我們班二十幾名同學畢業後大體分成三種去向：考密山中學；考雞西高職；參加工作。參加工作的我還記得、印象比較深的有兩個同學，一個同學到火車上當了列車員，後來很快升到列車長。坐火車時，看見他穿著鐵路制服，神氣十足，我們都很羨慕。嚴木匠的兒子嚴鳳學，沒有畢業就娶了媳婦，有了家，就不願意再讀書了。他到475工廠當了工人，由於那是一個生產炸藥的軍工廠，工人必須經常調動，一年後，他被調到了太原。其他參加工作的同學其去向我就不清楚了。

報考雞西高職的同學，有的是年齡大一點，有的是想早一點參加工作。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在上個世紀中後葉，都成為當地黨政機關、公營企業的中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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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趙福都參加了密山中學的入學考試。考試要到密山（東安已經改稱密山，原密山改稱知一；知一是為了紀念在密山逝世的一個叫做柳知一的縣長）。大約有六、七個同學一起去密山考中學。我們幾個自己從家裡帶的行李，睡在密山中學的大宿舍裡。考的什麼科目、什麼題目，我答題答得如何，沒有什麼記憶；當時，雖然不是漠不關心，也不是特別關切。倒是有兩件事一直沒有忘懷。

在檢查眼睛視力的時候，需要排隊等待。在等待的時候我站在與實際測驗的位置相仿的地方，用一隻眼睛觀看，兩隻眼睛都可以看到1.5。視力表最下端是2.0，我看著有些費勁；於是，我湊到視力表的跟前，把1.6以下的各個圖示（有方形、圓形、ｅ形）的開口方向統統背了下來。在檢測視力的時候，我很順利的看到1.5；這時，站在我旁邊的一個同學捅了捅我，小聲說：“別往下看了，再看下去，就是遠視眼了。”

考完試，我和閻清晨一起去密山街裡的澡堂子洗澡。我洗完了就先從浴室出來，到休息間休息。我仰臥在木板床上，望著高高的天棚，天棚下的橫杆上掛著只有澡堂子夥計拿著帶勾的長杆子才能夠著的洗澡的人的衣褲。進到澡堂子脫衣服的時候，我就覺得奇怪：他們為什麼把我們的衣服掛得高高的？我躺在那裡，正在想著這個問題……突然，一個夥計大聲對我喊道：“起來！是不是你們把池子裡的熱水水龍頭擰壞了！”我莫名其妙的坐起來，看見夥計惡劣的態度，有些生氣，說道：“不知道！跟誰橫！”跟夥計一起來的一個洗澡的客人說：“是他，一共兩個小孩，那個哪去了？”我確實不知道是什麼水龍頭壞了。我下地穿上木拖鞋，對夥計和那個人說：“走！我看看什麼玩意壞了？”進了浴室，靠牆的一個熱水水龍頭開關伐掉了下來，熱水正從水管子裡嘩嘩流淌出來。我生氣地說道：“水龍頭壞了，你們不修理，找我幹啥？”那個夥計想說點什麼，又憋了回去。另一個人看看我，說道：“不是你擰壞的？”答：“真不是我。撒謊是小狗。”夥計：“那個小孩呢？”他們在池子裡沒看到閻清晨，我又說道：“找他幹啥！他也不會修水龍頭。”另一個人：“指定是那個小孩弄壞的。嚇跑了？能跑哪去！”我看著那個人就生氣，對他說：“你看見他弄壞了？別誣賴好人！”這時，夥計已經找人修好了壞了的水龍頭。

我和閻清晨從澡堂子裡出來之後，我問他：“你跑哪去了？你知道不知道那個水龍頭是誰弄壞的？”他笑了笑說道：“那個水龍頭開關原來就活動，我擰了不幾下，那個玩意就掉了。也怨不著我呀。”“那你躲啥呀！”“我害怕他們說我。”“啊，沒說著你，倒把我說了一陣子。”

新年前，趙組長從村公所回來，拿來了密山中學錄取通知書。我和趙福都考上密山中學。從1950年春天開始，我就是中學生了。

（2007-11-18）